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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聽說“黃鶴樓”（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它是一座建筑），大約是在我五歲。事情是這樣的：我兒時形影不離的玩伴小方突然消失了幾天，后來才知道他隨他的父親老方去了趟省城武漢。這個曾經熟悉無比的同伴回來后仿佛換了一個人似的，整日里嘴巴念念有詞，盡說一些稀奇古怪的話，譬如，他會時不時地繞著我作單腿蹦跳狀，一邊轉圈，一邊嘰里呱啦：“發(fā)得瑪德進賓得，日則思客斯讀波克，各科成績都顧得……”，搞得我懵頭懵腦的，很不開心。這么說吧，小方神經瘋魔了幾天，我就郁悶了幾日。幾天之后小方恢復了常態(tài)，我問他是怎么回事啊，“英語，我會英語了……英歌力士。”他答非所問，繼續(xù)說道：“武漢好大好大啊，有武漢長江大橋，上面走汽車，下面走火車，底下走輪船，對了，還有黃鶴樓……”至于他究竟叨咕了些什么，我已經不記得了，只記得那天他迷離的眼睛在突鼓的前額下面閃閃發(fā)光。

1984年，我與小方同時考進了武漢的華中師范大學，他進了數學系，我進了歷史系。我們約好了同一時間去學校報到。那天，空中飄蕩著綿綿秋雨，我倆帶著各自的行李登上了一列開往武漢的綠皮火車。因為是過路車，車廂里面早已人滿為患，操著各種口音的人擠在逼仄的空間里，不適是肯定的，但一想到新世界的大門已經就此打開，眼前所有的不快都煙消云散了。我們站在擁擠的過道中，興奮地張望著窗外一閃而過的夜色，直到襄陽站才等到了一個座位，我和小方輪換著坐到棗陽站，才又等到了另一個座位，而此時已是后半夜了。當朝陽射進車廂時，列車已經接近武漢。小方提醒我說，等會兒就要穿過武漢長江大橋了，可別耽誤了看黃鶴樓。此時，身邊陸續(xù)醒來的人都將腦袋湊向了車窗，爭相用手掌袖口擦拭著霧氣蒙蒙的窗玻璃。在一陣轟隆隆的震顫聲中，火車終于駛上了大橋，外面是朝天際奔流的江水，但直到車身完全駛過長江，我始終沒有見到黃鶴樓的影子。小方憨笑著用手指了指頭頂，說道：黃鶴樓應該就在這上面，我們從它下面經過了。等我們辦完報到手續(xù)后再來看吧。為了寬慰略感失望的我，小方這樣提議道。一周后，我們如約來到武漢長江大橋橋頭，但見蛇山周圍都被柵欄圈圍著，黃鶴樓正在維修中。在遠遠觀望了幾眼困在腳手架里的樓檐之后，我們從橋頭下來，來到橋孔下面臨江的漢陽門，站在江邊，以大橋為背景照了一張合影。那是秋天的一個上午，暮云低垂，將雨未雨，我和小方佇立在江畔，臉上掛著尚未來得及完全綻開的笑容，青春又稚氣，清晰又模糊，這樣的笑容一旦從那張黑白照片上消逝，就再也難得在別處看到了。

1985年夏天，黃鶴樓在歷史長河里湮沒了整整一百年后，重新浮出水面，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在了世人眼前。那年夏天，我們在過完暑假重返校園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來看重建重開的黃鶴樓。但是，很顯然，這個愿望注定是要落空的，因為想看它的人實在太多了。龍燈獅頭，敲鑼打鼓，彩旗飄飄。我和幾位同學在人山人海里擠進擠出，最終只能退回到橋面上，遠遠地看了幾眼掛著大紅燈籠的黃鶴樓的檐角。我在人群中不止一次聽見有人在議論，大意是，它不像想象中的那座黃鶴樓了，不該用鋼筋混凝土來建造，現在這座樓看上去太現代了，喪失先前黃鶴樓的“味道”。武漢人大多是重口味，為人做事喜歡講“味道”，有“胃口”，所謂“味道”，自然得煙熏火燎，對這座簇新的建筑還得有個接受和習慣的過程。無論這樣的議論有沒有道理，至少可以說明，黃鶴樓早已根植在了普羅大眾的內心深處，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通過它來找到自己與歷史的對應和呼應關系。

“層臺邇清漢，出迥駕重棼。飛棟臨黃鶴，高窗度白云。風前朱幌色，霞處綺疏分。此中多怨曲，地遠詎能聞?！蔽以诖髮W圖書閱覽室里有意識地翻找有關黃鶴樓的資料，無意中找到了這首據說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首正面書寫黃鶴樓的詩：《臨高臺》，作者系南朝陳代詩人張正見。之所以一下子就記住了這位詩人的名字，是因為他與我少時的曾用名僅有一字之差?，F在看來，這種低劣的聯想也許隱含著某種命運的張力吧。但讓我沒想到的是，命運最終還是把我拽回到了黃鶴樓跟前，而這一次，它再也沒有松手讓我離開的意思。

屈指算來，我已經在黃鶴樓下生活了將近四十年?！拔以邳S鶴樓下搬過五次家。”這是我在一篇舊文中說過的一句話?，F在重新讀來，卻發(fā)現它即便不是一個病句，至少也屬于語焉不詳。但在當時，我居然言之鑿鑿。黑字一旦在白紙上成形，總是充滿了危險性，它們暴露的不僅僅是你身體的行蹤，還包括你心靈認知上的淺薄。于我而言，黃鶴樓的存在究竟意味著什么呢？這個問題隨著我在武漢這座城市里生活得越久，對生活的理解越寬泛深入，其答案也越被不斷修訂，甚至重寫。事實上，對于所有生活在武漢的人來講，只要你心中還想著黃鶴樓，只要你眼里還能看見黃鶴樓，內心的緊張感就會不得消停。也就是說，黃鶴樓對他人所產生的壓力（或壓迫）絲毫不遜于它帶給我的壓力。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所有人終生都在圍繞著它打轉。而在這座城市里像我這樣，“在黃鶴樓下搬過五次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因為，我們都生活在同樣一座樓下，盡管它并不高，海拔僅有85米。

但是這些年來，我的的確確在距離黃鶴樓不遠處的這座院子里，搬過五次家，如果加上另外兩次調換房屋，那么，總共搬了七次。每搬一回，我就在心里對自己說：希望這次看不見它了吧。然而，無論怎么搬，它總在我視線之內。我終于明白，不是我在看它，而是它在看我；或者說，不是它想看我，而是我想看它?！包S鶴樓已經與我的內心構成了一種緊張的對峙關系，”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終于這樣坦承，“做一個文人，尤其是一個詩人，最好不要生活在黃鶴樓下，更不要輕易地去爬它?！?/p>

2

最早的時候，我住在這座院子里的一間14平方米大小的閣子樓里。除了面向走廊的一扇門，還有一扇朝西南的窗戶，透過這扇窗口可以看見人民醫(yī)院制藥廠的煙囪、一大片灰白色的水泥建筑、散漫無序的民居，以及武昌造船廠大型機車的猩紅吊臂……我經常一步跨上窗臺，翻過窗戶，獨自坐在由紅色基瓦鋪就的屋頂上曬太陽，或看晚霞，還可以臥躺在瓦片上仰望清澈的星空。長江就在幾百米開外的河道里無聲地流淌，我聽見沉悶的汽笛聲在江面上此起彼伏，遙相呼應，而到了晚上，這呼應聲越發(fā)密集、粗糲，卻比白天親切了許多。除非我從這扇窗口爬上屋脊，否則黃鶴樓是看不見的。我明知它就在我的背后，但我故意不轉身，也就不用去面對它。閣子樓的樓梯口是一座公共盥洗間，十幾戶人家共用，洗臉、洗菜、洗衣服、洗澡（夏天），都在那里進行。梳洗之余，我常常會走到那扇不大且關不嚴實的玻璃窗前，望著正北面的黃鶴樓，在陽光里閃亮的琉璃樓頂及其橙紅色的飛檐，感覺它真有醒目提神的功用。有時為了多看它幾眼，我在池邊磨蹭，抽煙或發(fā)呆，直到狹窄的盥洗間人滿為患，這才側身而出。也就是在這種逼仄嘈雜的環(huán)境中，我完成了由單身漢向為人之夫、為人之父的角色轉換；在一堆雞毛蒜皮里越陷越深，也掙扎得越來越起勁。

幾年以后，我搬離閣子樓，搬進了一間17平方米的單間，一扇窗戶朝西，一扇朝北。由于這棟樓樓層不高，平日里根本就看不見黃鶴樓，只有在大型節(jié)假日里才可以看見從黃鶴樓頂上散發(fā)出來的燦爛的光暈，和那一簇簇一邊盛開一邊熄滅的焰火?，F在想來，那是我與黃鶴樓最為疏離的一段歲月，我?guī)缀跬怂拇嬖?；要么是，它根本就沒有把我放在眼中？而那段時間肯定也是我寫作生涯中最為瘋狂的一段日子。我把自己固定在朝向幼兒園方向的寫字臺前，心無旁騖，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歌和中短篇小說。

時間在流逝，黃鶴樓以其固有的姿勢踞守著屬于自己的榮光，而我在這座曾隸屬于兩湖書院的院落里繼續(xù)騰挪，從17棟搬到25棟，又從25棟搬到24棟，直到后來搬進來9棟，就再也沒有挪動過了……在一次次的搬遷中，黃鶴樓從各個角度向我展示著它的舊貌新顏，它忽隱忽現，忽高忽低，出沒于我的視野。我一直不明白，為什么我會對它耿耿于懷，看不見它的時候想它，看見它后又想拼命忽視它，為什么呢？

這么多年來，我的生活一直在圍繞著黃鶴樓打轉。從解放路到民主路，從彭劉楊路到后長街、小東門、大成路；抑或從張之洞路、首義路、復興路到大東門、中山路、中華路……我和你、和他一樣，像個陀螺，越轉越慢，終至停了下來，站在一條條道路的盡頭，遠遠地看上一眼它，然后，默默地回到寬大空寂的書桌前，任由光陰流逝。如果沒有疾馳的車流、擁擠的人潮，如果不是出于安全的考慮，我甚至可以閉上眼睛穿街過巷，信步登上樓頂。對黃鶴樓的熟悉并不意味著對它的擁有，恰恰相反，越是熟悉它的人越是疏遠它。曾經有將近3年時間，幾乎每天下午、黃昏，準點準時，我會拎著保溫飯菜盒，從家里出發(fā)，步行至黃鶴樓下的實驗中學，去給女兒送飯。為了打發(fā)途中的無聊，我發(fā)明一種計數法：數著步子去學校，或計算著時間去學校，譬如，有一天我走了3068步，而在另外的一天，這個過程花去了24分鐘……我發(fā)現，當我這樣換著花樣計數的時候，沒有一天是雷同的。也就是說，同樣一件事情，同樣的結果，過程卻千差萬別。由此我斷定，天天如此并不等于重復，而是一種面朝生命縱深處的徐徐推進。有一次，在返回家的路上，我站在司門口人行天橋上，抬頭打量近在咫尺的黃鶴樓，橋下依然是川流不息的車輛、行色匆匆的人群，頭頂是淡淡的夕光、穩(wěn)重的云層，我看見黃鶴樓朝東北方向翹起的那一角樓檐，樹梢在輕晃，一列快車正將自身的力量通過鐵軌遠遠地傳遞過來……那一刻，我竟有了一絲感動，為這庸常而不知所終的人生，感覺到了生而為人的些許歡快。

無數個夜晚，我推開門窗，星月皆無，唯有這樣一座高樓雄踞于蛇山之巔，它不是傳說中的大鳥，也不是我此刻的迷惘，那么，它是什么？

3

“目光所及的對岸是龜山/龍王廟，漢水的出口/目力不能抵達的是這首詩的/上游——她攜帶著沿途的/地貌和風物沖進了另外一首/磅礴的詩中——無數個/黃昏，我信步走到漢陽門/遠眺浩蕩的江水努力辨認/心中的那股清流……”，在一首題為《對岸》的詩中我這樣寫道。在我的經驗視野里，黃鶴樓不僅僅是眺望武漢三鎮(zhèn)的“觀景臺”，更是一條連接古今的索道，串聯起了中國人情感深處最古老的“鄉(xiāng)愁”，而崔顥的《黃鶴樓》則將這種情愫推到了極致。因此，每次登臨黃鶴樓，我都有一種被托舉之感，我都會憑欄眺望對岸的龍王廟、漢水的入江口，目光由此上溯，可以一直望見“長安”。我相信，這是一種古老的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而這樣的愁緒，既是這座樓提供給每一位登臨者的精神視覺，也是每一位登臨者打通昨我與今我的必然選擇。從“長安不見使人愁”到“且認他鄉(xiāng)作故鄉(xiāng)”，我們在黃鶴樓上所看見的一切，也終將需要在黃鶴樓下落地生根。

我曾寫過一篇題為《霓裳頌》的文章，其中有過這樣一段描述：“你一定有過獨坐江畔的時刻。夜行的貨輪、閃爍的航標，一群人在黑暗的江心哇哇怪叫著上溯，另外幾個人則如剪影般沉默著，佇立在蚊蟲飛舞的船舷邊，順流而下。江鷗低回，像一些哀怨難遣的紙片，穿梭在鉛灰色的云翳和虛空里。鋼纜緊繃得像一根過分緊張的琴弦，嗚咽著彈撥風聲，一次次將試圖離岸的躉船拽回……這應該是平湖門、中華路或月亮灣碼頭的真實夜景，你只需在江畔坐上一次，便會永生難忘。武漢這座城市總是以這樣一些迷離、恍惚、斑駁的場景嵌入我們的腦海，讓你很難從整體上來把握它的龐大與真實。過往的輪渡、嘈雜的廣場舞，運送著呼嘯聲的鐵軌碾過我們頭頂，從此處盤旋而上又自彼處蜿蜒而下的車流，慌張的人群你推我搡，一大早就端著一次性飯盒的上班族，匆匆穿過馬路，邊走邊吃，傍晚，又見他們手拎菜薹或藕簪一搖一擺地歸來……人群像一個永遠在發(fā)酵的面團，時間就是那雙壯碩的和面的大手，卻沒有留下任何指模，也不知它何時應該停下?！痹谖铱磥?，由兩江三岸構成的這種城市格局，表面上是一種對峙或分離關系，其實暗含著百川歸海的道理。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論武漢這座城市的文化和精神內涵時，多元、碎片、去中心化，都不過是一種顯在的表象，而潛藏在這種表象之下的，應該是水滴一般不斷聚散、揮發(fā)，又重新凝聚在一起的江湖意志，是那種百折不撓的生命韌性，以及從日常煙火中緩緩升騰出來的詩性。

這些年來，我已經養(yǎng)成了“陪江水走路”的習慣，但凡時間與天氣條件允許，黃昏的時候我一定會去武昌江灘散步。數十年如一日的慣性生活，早已將我的精神空間鍛壓、塑造成了某種眺望的姿勢：由此及彼，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從某種意義上來講，這種姿勢已經在不知不覺中影響到了我的寫作風格與氣質。在我這里，武漢早已不再是一座由樓林、衢巷、江湖和人潮構成的迷宮，而是一座煙霞彌漫、張弛有度的人生修羅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與我一樣，面對武漢的龐雜、開闊和真實，總是感覺心有千言萬語，卻殊難成文；或者說，無論你怎樣表達，最后都只能觸及她的吉光片羽。一葉障目的痛苦既是一種生活常態(tài)，也是我們終將接受、必須順應的現實。我也是在這座城市里生活了四十年后，才驀然意識到，倘若現在我仍然無法和盤托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那么，這四十年的光陰，將如夜幕下悄然涌動的江水，看似綿綿不絕，其實早就倏忽而逝了。

當我決定在這座城市里終老時，就曾暗自告訴自己，一定要擺脫“寄居蟹”的身份，成為反客為主的那個人；而多年以后，我漫步于黃昏里的江灘，在川流不息的人潮中，還能隱約看見當年那個騎自行車的長發(fā)青年，前筐里裝著一棵不停滾動的球白菜，臉上蕩漾著清貧、干凈的笑容。幾乎沒有人會在意，生存給予你的悲憤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內化為生活動力的，而只有當你真正有能力去識別生存與生活之間的鴻溝時，你才會重新想起卡夫卡曾經的告誡，他說，人類有兩大主罪，所有其他的罪都與此有關，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經心。因為缺乏耐心，他們被逐出了天堂；因為漫不經心，他們回不去了。是的，在這座沸騰的乃至水深火熱的城市里，唯有耐心才能確保我們與生活達成最后的和解，使你在放棄高蹈的同時，獲得日常生活的神性與莊重，而你也將由此進入生活的內部，在一飯一蔬一簞一食的過程中體味出生命的真味；也唯有專注于身邊、眼前的這些瑣屑之物，用心傾情去感受你正在經受的每一輪月升日落，你才能真正懂得憐惜，并珍視歲月饋贈甚或強加于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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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鶴高樓又捶碎，我來無壁可題詩”。這是晚清詩人、主張“詩界革命”的發(fā)起人黃遵憲，在1898年登臨黃鶴樓遺址時所作，與其說他的牢騷與抱負是針對樓毀無壁可題而發(fā)，不如說他依然延續(xù)了李白當年“眼前有景道不得”的感時傷懷。無樓可登與無壁可題，看似不大一樣，但放在晚清中華文明內外交困、大廈將傾的大背景之下，二者之間又有何本質區(qū)別呢？在黃鶴樓以一座實物的形象從世人眼里消逝的那段歲月里，我們看到仍舊有無數的文人墨客前來爬“樓”，題“壁”，留下了難以盡數的詩墨。但這些題在心頭、刻在眉間的文墨詩章，始終難以擺脫集體精神湮滅的凄清困境，充滿了懷古、憑吊、感傷、頹靡、怨憂或自嘲的氣息，再也無法還原盛唐文化高邈廓大的人生氣象了，更難伸展“天生吾才必有用”的宏圖大略?！袄肆鳚L滾大江去，鶴去樓燒磯已空。”作為這一時期風流人物的代表之一，康有為尚且如此，更遑論他者了。

詩人固然可以在名勝樓閣不復存在的地方，通過一遍遍頑強地題寫，將業(yè)已消逝的輝煌的樓宇重新召喚至世人面前，用文字壘砌出一座想象中的“黃鶴樓”來，但是，詩人卻無法用傾頹衰敗的精神意念，重建這樣一座曾經驚世駭俗的文明地標。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毀于大火中的黃鶴樓，同時也是毀于民族精神世界里的黃鶴樓，只是這一次，再也不是名與實之間的相互尋找了，而變成了名與實之間的相互背棄。

我越來越覺得，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固守在黃鶴樓下，在同一座院子里居住和生活，并不全是自我選擇的結果，其中一定蘊含了某種命運的力量。傳統(tǒng)巨大而無形的壓力，始終在磨礪、培育著我們的心志和抗壓能力，所謂“江山代有才人出”，所謂“物色分留待老夫”，正是這種壓力之下的自我精神紓解，結出的果實盡管難以下咽，卻又津津有味。而黃鶴樓作為武漢的文化與精神符號，在從軍事瞭望臺到獨立觀景樓的角色轉化過程中，也最大程度地釋放出了這座精神地標的象征性意義。建造，摧毀，再重建……從來都不是命運的簡單循環(huán)，而是根植在人類內心深處對某種幻象的熱忱渴望，它以實有的形式矗立在我們眼前，卻指向了另外一個巨大又虛擬的空間。而對于寫作者而言，真正的挑戰(zhàn)或許還在于，如何將個人生活融入這座城市的文明進程，在此消彼長的復雜情境里感受眾生的心靈變遷。一邊是“從來都是如此”的絮叨，一邊是“每天都不一樣”的召喚，當兩種城市景觀混搭、并置在我們眼前時，除了寫什么、如何寫之外，更重要的是，你還必須去反復追問：為什么要寫？不寫是不是意味著泥牛入海，寫了是不是就能擺脫這終極的命運？

5

一天黃昏，我又沿著那條熟悉得即便是閉上眼睛也可以行走的路線，再一次來到了擱筆亭。亭子里異常安靜，亭子周圍幾株蠟梅花樹正在落梅。通紅的落日尚未完全融入西天，西天之上布滿了妖艷的晚霞，一道道霞光依著云團的形狀而變幻，給云層鑲上了金邊。我轉而側身向東，無意間從亭檐的一角看見了一輪滿月，起初是淡淡的一圈乳白的光影，混跡于細碎的梅花叢影背后，后來越來越素凈純白。當它輕巧而舒緩地越過樹梢時，我站起身來，走到樹下，怔怔地凝望彼時的長空。這是武漢這座茫茫九派之城少見的日月同輝的時刻，尤其是當你置身于這樣一座喧囂的城市頭頂時，仿佛一切都在瞬間安靜了下來，眼前車流無聲，遠處是一片片金葉般的輪船在波光中起伏。我腦海里瞬間又冒出了孟浩然的那句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笔堑?，月亮已經升起來了，落日只管盡情地落下去，沒有什么大不了的，變幻的不過是時空，而詩歌已經“轉世”了。想到這里，我不禁長舒了一口氣。

我確信，那天傍晚我所看見的景致，崔顥曾經見過，李白更是無數次置身其中，當然還有更多的詩人都曾親歷。長久的凝視帶來的后果是，你總能從空蒙中發(fā)現某些似有若無的東西，它們在天空中翻飛，形似江鷗、大雁、白鶴，狀如紙片、風箏或飛機。可是，當它們越飛越高越飛越遠時，你又會覺得它們其實什么都是。一種什么都不是的東西，在漫無邊際的長空里飛舞著，隨意改變著自己的形體和動作，遠去又折返，繼而又再度遠去。

我?guī)е@樣的自省，結束了又一個兩手空空的日子，往家的方向走去。沉悶的汽笛聲在江面上拉響，滿城的燈火正在我身后陸續(xù)點燃。與其說四十年是一個時間概念，不妨說是一個空間概念，而這個空間的內部，早已塞滿了我關于這座城市的各種記憶：從桂子山到黃鶴樓，從解放路到解放公園路，從都司湖到后官湖，從長春觀到歸元寺，從馬房山到石門峰……各種紛至沓來的記憶碎片，如一顆顆詞語的隕石，在腦際飛旋，等候著，化成我筆下的感喟，綴連成一首首長情之詩。而我豈能不知，辜負總是人生的鐵律，但寫作者最大的幸運，莫過于，他總能在回首往事時，用真心換得造物主的原宥。

【張執(zhí)浩，武漢市文聯專業(yè)作家，湖北省作協(xié)副主席。主要作品有《苦于贊美》《寬闊》《高原上的野花》《我見過黃鶴》《詠春調》《我陪江水走過一程》等。曾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等多種獎項?！?/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