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在蛇年早春瀏覽了蔣元明發(fā)表的若干雜文，不禁眼為之一亮，心為之一動，倘要全面評論蔣元明先生的雜文，自我感覺能力不逮，僅就其語言藝術(shù)方面談點我的一孔之見吧。

語言基調(diào)：親切、樸實，如話家常

蔣元明在他《我與雜文四十年》中說：“寫作風格也要多樣化，語言盡量個性化。特別是‘新聞體’‘宮閣體’式的語言，雜文應當遠離。雜文是文學，應當多些藝術(shù)手法，多些比喻、聯(lián)想，海闊天空，縱橫古今?！?/p>

他確實踐行了自己的雜文主張。他的雜文語言遠離了“新聞體”“宮閣體”，而且文學味很濃，自然就獨具“個性化”。這個“個性化”語言，總的基調(diào)，我認為是樸實、通俗、曉暢，如敘家常，看似平常卻奇崛。這與其他雜文家比如魯迅、比如《求是》的老編輯李下先生的雜文語言表達是有明顯區(qū)別的。

讀蔣元明的雜文，即便是再怎么深刻的批判或者辛辣的諷刺文章，也基本上難以看到“怒發(fā)沖冠”“橫眉冷對”那般的“投槍”“匕首”之類，而看到的是，一個和善的人、一個沒有什么脾氣的熟人，在和讀者坐在一塊喝茶、聊天，慢聲細語似的，話話家長里短，說說彼此感興趣的話題。他也不以長者智者自居，也不喜好高談闊論和“掉書袋”故作高深什么的，更不居高臨下叫讀者如何如何，給人的是近距離，是親切、樸實，是“潤物細無聲”。

他的所有雜文之語言風格，都是如此，這里就無須一一例舉了。尤其是他的隨筆式雜文，比如《怪味品書》和《歐洲漫筆》等系列文章，篇篇仿佛都在與朋友擺龍門陣似的，更百分之百體現(xiàn)蔣元明先生雜文的個性化語言風格。

老實說，雜文要做到“綿里藏針”，要做到“外柔內(nèi)剛”，是有相當難度的?；蛟S，蔣元明先生雜文“柔性”的語言風格，大概源于“文如其人”，因為，言為心聲，他的性格就屬于和藹、低調(diào)；還源于“文章合為時而著”（白居易語），因為，他出生、成長環(huán)境以及所受到的教育，畢竟不同于魯迅時代。

善用比興，語言形象、生動

所謂比興之“興”，即詩歌的起興手法，就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發(fā)端，以引起所要歌詠的內(nèi)容。蔣元明先生雜文的“興”，雖說不同于詩歌的“興”，而也有共同點，那就是“先言他物”亦即曲徑通幽。所謂“比”，就是比喻，是對人或物加以形象化，使其特征更加鮮明突出。

“詩三百”以及在許多文人筆下，有的時候其“比”和“興”是緊密不分的，也就是說“興”就是“比”，“比”就是“興”。所以，這里就將它倆看作一個較為固定的詞語來用。

蔣元明雜文中的比興手法，可謂尋常見。

幽默、俏皮，語言穿透力強

幽默、俏皮的語言藝術(shù)，在蔣元明的雜文中，也是隨處可見的。

下面簡述幾篇文章的幽默、俏皮來看其語言的穿透力。

《歐洲漫筆》之《墨索里尼愛找事兒》中，他幽默地說道：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策源地是這富裕的歐洲，最先向外擴張，充當海盜、強盜的也是西歐諸國。他們有吃有穿，放著和平的日子不過，偏要戰(zhàn)爭。他們是“飽暖思淫心”，“沒事找事，尋求刺激”，“富裕了，錢多了，造槍造炮，造導彈軍艦，不能總放在倉庫里，過期了就是浪費，找個地方放一放，聽個響兒也好”。

《離上帝不遠》講歐洲的教堂，便聯(lián)想到中國的寺廟。他認為，中國的香客，燒香磕頭，求神拜佛，求的是升官發(fā)財，求的是消災免禍，要的是實惠；而歐洲的信徒，主要是去教堂洗禮，去懺悔，去斗私批邪，求得心靈的安慰。這么說好像老外的信仰比較高雅。但接下來筆鋒一轉(zhuǎn)，他說，歐洲列強以及老美，他們這里打幾槍，那里放幾炮，干盡了喪天害理的事，那是要下地獄的，你說他不去洗禮，不去懺悔行嗎？當洗完了，悔過了，該殺人還照樣殺人，想放火還繼續(xù)放火。作者的憤怒與討伐，便通過如此的幽默、俏皮表達了出來，可謂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具有家國情懷和現(xiàn)代審美取向

蔣元明雜文（包括隨筆式雜文）的個性化語言，源于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更源于他的為人品性，亦即他本身可貴的家國情懷，以及他作為一個現(xiàn)代文化人的現(xiàn)代審美取向。比如，他評說明清四大小說以及旅歐隨筆文章，不是純粹的就事論事，或者純粹的游記之類，而是帶著一個現(xiàn)代文化人的現(xiàn)代審美取向，來思考，來評說，來主張自己的價值取向，來激濁揚清，來弘揚正氣。

閱讀他的所有雜文（包括隨筆式雜文），每一篇都主張的是正能量。必須明確的是，沒有家國情懷，也就沒有文以載道的初心；沒有文以載道的初心，也就沒有矢志雜文寫作的投入，那么，也就無從談論什么雜文的語言藝術(shù)了。須知，有不少人的雜文，只有語言，而無藝術(shù)可言。家國情懷，應該是蔣元明整個雜文創(chuàng)作“出秀”的根本所在。這一點，或許是他從魯迅先生那里學來的。我認為，家國情懷，就是雜文生存并活得一席地位之“魂”！

（原文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