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亞泉研究論集》（商務印書館2024年12月）是一本厚重的大書。前勒口上有兩位女性編者的介紹，張稷長期在商務印書館任職，施亞西是杜亞泉的兒媳，是杜亞泉研究者與研究的重要推動者。

本書大致匯集了一個世紀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杜亞泉（1873-1933）研究的重要資料與主要研究成果。全書收56篇文獻，正文分三部分，大致是杜亞泉生平資料、科學教育與東西方文化思想研究、編輯出版思想與實踐研究。編者在目錄上將第二大部分又分成兩部分，這樣看正文便有四部分。編者之一的張稷告知我這樣做的考慮：“第二部分是現(xiàn)代人寫的帶有總論體性的論題。包括杜亞泉問題的提出，到對他總體性的幾篇論述。第三部分是分具體問題展開的?！薄皟刹糠秩绻系揭黄?，這四篇也是放在最開頭的部分。但似乎分開脈絡會更清晰?！边@體現(xiàn)了編者對全書的基本設想。選編歷時性的論文集，對編者來說兩條最為重要，一是文章選得準，二是構架設計好。這本文集是合乎這兩條的。

第一部分是有關杜亞泉的基本文獻，大致歸為兩類，一類是他的同時代人在杜亞泉1933年去世時寫的紀念文，作者包括張元濟、蔡元培、胡愈之、章錫琛、周建人等，給杜亞泉做了最早的歷史定位。如蔡元培說對于杜亞泉科學地位的認定：“人有以科學家稱君者，君答曰非也，特科學家的介紹者耳?！睂ζ渥鳛樗枷爰业姆椒ㄕ摰恼J定，“對于各種學說，往往執(zhí)兩端而取其中……兼取其長而調和之”。曾做過《東方雜志》主編的胡愈之說，“先生是中國科學界的先驅”，“《東方雜志》是在先生的懷抱中撫育長成的”。一類是他親屬寫的文字，是80年代上半的文章，也可說是最早的杜亞泉研究資料之一。杜亞泉的堂弟杜耿蓀寫的《商務印書館初創(chuàng)時期的自然科學編輯》很有價值，提供了許多親歷親知，如文中提到蔡元培的《杜君亞泉傳》原系杜的老友壽孝天所寫，在送請蔡元培過目同意后以蔡元培名義刊發(fā)。杜耿蓀的這篇文章先刊發(fā)在地方文史資料選輯上，編入這本文集得以更廣泛傳播。文中也有個別不準確的地方，如提到早期商務印書館“為夏粹芳所獨資經營”，顯系有錯。由親屬研究整理當事人文獻，在商務有兩個典型事例，一是張元濟后人對張元濟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再一是杜亞泉后人對杜亞泉文獻的整理研究。這是好傳統(tǒng)。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重頭內容，不僅因為篇幅大，論題剛好一半，篇幅卻多于一半，也為杜亞泉在歷史上的地位所決定。他是一位思想家，不管是被認定為保守派思想家還是改良派思想家。他在歷史上的影響主要在這里，他長期被湮沒或者毀多譽少的原因也在這里。這一部分內容的厚重自不待言，閱讀難點也在這一部分。

嚴格說，杜亞泉研究是從改革開放后揭幕的。這一部分便囊括了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杜亞泉研究的主要論文和突破。領銜的一篇是王元化的《杜亞泉與東西方文化問題論戰(zhàn)》，此文原是90年代上半為許紀霖等編的《杜亞泉文選》寫的序，卻是一篇理論色彩很濃的宏文。這篇論文通過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問題的剖析，對杜亞泉的東西方文化調和觀進行全面的梳理和闡釋，提出再認識再估價的命題，可以認作一篇杜亞泉研究的里程碑式作品。書中有關東西方文化論戰(zhàn)、文化調和、文化融合的還有好幾篇。編者將這一部分成兩個部分，前四篇為一內部小單元，是總論性的論文，王元化這篇之外，另三篇是熊月之《略論杜亞泉思想特色》，許紀霖《“舊派中的新派”在“五四”前后的命運》，周月峰《杜亞泉與近代思潮的互動互競》，都具有相當?shù)纳疃纫约敖y(tǒng)攝全局的作用。

后面的文章從一些具體的問題立論。作者有汪暉、羅志田、魯樞元等，論題主要涉及杜亞泉的戰(zhàn)爭與革命論、東西文化觀、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科學觀與教育觀以及人生觀，多為新見與睿見疊出的力作，反映了杜亞泉思想的方方面面和最大的豐富性。其中朱華東《杜來與哈耶克有限政府論理論比較》、唐玉《調適與沖突——析杜亞泉與伯林兩種多元論思想之差異》，值得給予更多關注，因為文章給杜亞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一種研究的新角度與新課題。朱文比較了杜亞泉這位中國的思想家與奧地利的哈耶克在減政問題思考上的殊途同歸。他們都是從社會自身活力來論證國家與社會的分殊制原則，杜亞泉的理論建構主要體現(xiàn)在《減政主義》和《再論減政主義》兩篇文獻，他更多地從憲政角度，哈耶克更多地從市場經濟的角度來看問題來論證。他們的結論是一致的，就是要建立政府減政的有限政府。杜亞泉的思考比哈耶克更早許多年，而且從東西方思想中吸取了有用的成分。這樣的思考無疑兼具歷史啟蒙意義與現(xiàn)實參考價值。另一篇的價值在于給杜亞泉的多元文化調適論思想找到一個西方參照，英國思想家以賽亞·伯林。唐文著重對兩者的差異進行多角度的分析比較，豐富了中國歷史思想的論述視野。這兩篇文章所比較的西方思想都要晚于杜亞泉約30年，可以說杜亞泉是一位思想史的“先知”。

第三部分是杜亞泉的編輯出版實踐與思想，主要涉及杜亞泉的前商務時期的出版、商務時期的教科書編纂、科學編輯、翻譯出版及與商務的總體關系。杜亞泉為商務工作了30多年，重要職任與工作為理化部主任和《東方雜志》主編，是我國最早一代的科學編輯。他的編輯出版思想與實踐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對業(yè)界的參考價值不容忽視。本輯首尾兩篇都是商務的工作人員所寫，首篇作者汪家熔是老一輩的新商務人，他的《繪圖文學初階的創(chuàng)新特色》初次探討了杜亞泉1901年起給商務編寫的第一部教材，也是商務出版的第一部國文教科書(1902年初版）。最末一篇是張稷的《杜亞泉與商務印書館史事考略》，對杜亞泉在商務的幾個重要問題進行了研究。

此外，還有兩個輔文板塊值得注意，一是編者的前言后記。前言重在從梳理杜亞泉研究如何走上學界的視野的角度，敘述杜亞泉由思想史的負面到正面、杜亞泉研究由冷寂到逐漸得到重視的歷程。后記體現(xiàn)了作者對杜亞泉思想的領悟，后記作者也是編者之一的施亞西寫了這樣一句話：“杜亞泉對文化的貢獻早已受到學界的重視，但我以為最可貴、最值得學習的，還是他的學習方法、思想方法，他的調適的智慧和善于獨立思考的精神。他思考問題有兩個最基本的立足點：一是‘以人為本’尊重人的本性和福利；二是尊重事物的規(guī)律?！边@正是杜亞泉思想的晶核。二是有關附錄，計有附錄一《杜亞泉年譜簡編》，附錄二《杜亞泉主要著譯作品》，附錄三《杜亞泉編纂、翻譯、校訂、出版的主要自然科學類教科書、工具書等》。

（本文作者系華中師范大學文化傳播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