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盈（1912—1996）

一 走向西部

華金·米勒（Joaquin Miller，1837—1913）出生于美國的印第安納州。1857年春，這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躋身于來自世界各地的淘金人流，來到美國西部邊疆——加利福尼亞，投入各種新奇的探險活動中。米勒曾踏入印第安部落，與外來的白人爆發(fā)了一場激烈的沖突。據(jù)說，他還和一位溫圖族女人成婚，并帶著女兒來到舊金山，讓她能夠接受正常的教育。米勒本人先后在舊金山從事過廚師、律師、法官、新聞記者、驛馬信使等工作，甚至做過盜馬賊，他在一生中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詩歌、小說和戲劇文學作品，其詩歌以謳歌富有冒險開拓精神的美國西部邊疆人民著稱，贏得了“內華達山脈的詩人”和“落基山的拜倫”的美稱。[1]在后世讀者的心目中，米勒成了堪與朗費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和海明威相提并論的美國作家。

在米勒離世數(shù)年之后，這位蜚聲世界的美國邊疆詩人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紹給了中國讀者。1922年9月，歐美傳教士創(chuàng)辦的《北華捷報》發(fā)表了米勒一首題為《在太平洋岸邊》的詩作片段：“西邊連著西邊／金色的天光在頭頂上閃現(xiàn)／一個孑然孤立的頂峰浮于眼前；／他的腳下，萬綠叢中聚集著／千百位伐木工人被告知。／而一切如此寧靜！天空也如此寧靜／那職責從憂慮織成的網(wǎng)結中滑落?！盵2]令人遺憾的是，報紙編者刪除了原詩中描繪太平洋沿岸印第安人勞累致死的悲慘場面，這使《在太平洋岸邊》被裁剪成了一首具有濃郁田園色彩的懷鄉(xiāng)之什。在他的詩歌中，米勒同情印第安人的命運，譴責了白人的奴役行為：“這里有死亡的尊嚴，／那巨大的、孤獨的廣闊深淵……死去的紅人拒絕安眠；／他們的鬼魂照亮了我令人毛骨悚然的西部。” [3]

應當指出，展現(xiàn)工業(yè)化潮流對印第安人生活帶來的雙重影響，使米勒的詩風有別于19世紀以來的其他美國西部邊疆作家。例如，在詹姆士·庫伯的《利特爾佩奇三部曲》（1845）、托馬斯·布坎南·里德的《新田園》（1855）、卡洛琳·索爾夫人的《小艾麗思》（1860）等作品中，渴望在邊疆地帶得到一塊自由土地的自耕農式的理想得到了無限的頌揚。這些作家要么“用牧笛贊美介于茅舍和豪宅之間的、溫馨怡人的小康生活”，要么“用溫和而歡快的筆調來描繪西部農業(yè)拓居生活”，正如美國文學史家亨利·納什·史密斯所說，他們的作品依然沉浸于美國“帝國神話”和“花園神話”的迷霧當中不能自拔：一方面，農耕傳統(tǒng)倡導的質樸的理想即“耕者有其田”的政治觀念受到極力推崇；另一方面，這些西部作家無法打破浸染貴族思想的階級和等級觀念，秉持著從歐洲神權政治統(tǒng)治下逃脫的移民，以及在邊疆從事生產(chǎn)活動的農民性情粗魯、地位低下的觀念，他們希望模仿歐洲歷史上的封建傳統(tǒng)，在美國西部邊疆重塑一個新的紳士階層。來自紐約、在西部地區(qū)工作多年的卡洛琳·柯克蘭夫人在《新家園——誰是追隨者？》（1839）和《西部林中的墾殖地》（1845）中，梅塔·維克多夫人在《撐筏人的女兒艾麗斯·懷爾德：林中羅曼史》（1860）等作品中，都試圖去接近生活在自然狀態(tài)下的邊疆農民，嘗試像啟蒙運動時期的盧梭那樣，賦予筆下的“野蠻人”以質樸和高貴的品質；而哈姆林·加蘭于1887年游歷西部農村之后創(chuàng)作的《賈森·愛德華茲》（1891），對那里自耕農原有的小塊土地屢屢遭到土地投機商吞并的現(xiàn)象，對“令人驚嘆、宛如神話并充滿希望”的自耕農神話的破滅譜寫了一曲悲涼的挽歌。史密斯認為，將美國的邊疆／內地、東部／西部、文明／野蠻對立起來的思想，貫穿了上述美國西部邊疆寫作，這使作家們紛紛采取一種代表文明、道德和修養(yǎng)高位的東部和內地美國人的視角，俯視那些處在社會發(fā)展低級階段和文明等級序列下端的邊疆農民，盡管這些人身上洋溢著為文明社會所崇敬和向往的、高貴的人性和道德品質。[4]

史密斯指出，這是內在于美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遜·特納在1893年發(fā)表的《邊疆在美國歷史上的重要性》一文中提出的“邊疆假設”的一個悖論：在特納看來，所謂邊疆意味著“野蠻與文明的交匯點”，農業(yè)拓殖所能達到的地方就是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線，因此，美國的文明和民主奠基于西部農業(yè)邊疆地區(qū)，然而，如果按照特納的“邊疆假設”遵循的社會發(fā)展階段論觀點，人類社會高級階段應該存在于遠離農業(yè)社會的另一端，即城市的工業(yè)社會。[5]出現(xiàn)上述悖論的根本原因在于，特納與其他美國西部邊疆作家固守傳統(tǒng)農耕文明的觀念不放，最終成為其自身理論預設的囚徒。然而，在特納看來，東部農業(yè)文明向西部游牧文明的持續(xù)拓展為美國文明、民主和社會歷史發(fā)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進而成為塑造美利堅民族精神的源泉，這完全符合和他同時代的詩人華金·米勒的審美理想，后者正是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在努力追尋著美國人的進取精神。

《哥倫布》是米勒流傳最廣、家喻戶曉的一首詩，它包含5個詩節(jié)，每一節(jié)都以鏗鏘有力、擲地有聲的“前進！前進！進！”（sail on! sail on! and on!）結尾。如在第5節(jié)結尾，詩人高呼，“他（指哥倫布——筆者）得到了一個世界；他擁有了一個世界／其（即世界）最大的教誨是：‘進！前進！’”[6]這首詩歌通篇洋溢著開疆拓土的巨大熱忱，極富鼓動性和感染力。然而，真正能夠體現(xiàn)美國西部進取精神的，莫過于米勒的另一首題為《喂，向西部去！》的詩歌，作者在第1節(jié)中這樣寫道：

多么有力！多么威猛！多么躁動的不安啊！

多么令人震驚！多么齊整待發(fā)的軍隊相遇在一起！

一個強大的民族向西部挺進，

以鋼鐵一般的身軀，

沖向茂密的林中。聽，

前鋒的呼喊，槍聲，

被撕開的樹林，翻滾的車輪，

仿佛軍隊行進的車軸受到羈絆，

退后、壯大，再次出擊，

發(fā)出的巨響如同颶風一樣。[7]

《北華捷報》編者和以英文教材編選為業(yè)的周越然沒有留意到這首詩歌，其音律和修辭的確不如那首《哥倫布》整齊和優(yōu)雅，但這首短詩卻在另一個中國人的心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他在全面抗戰(zhàn)槍聲打響之際，在中華民族抗戰(zhàn)建國的洪流當中，在開發(fā)和建設西部邊疆的呼聲中，曾經(jīng)冒著日本侵略者的炮火穿梭于祖國南北大地，并寫下了大量通訊報道和文學作品，此人就是《大公報》著名記者和作家徐盈。在受到這首短詩感染之余，徐盈把它翻譯成中文，并作為他在抗戰(zhàn)時期創(chuàng)作的一篇描繪西南邊疆的短篇小說《向西部》（1940）的序詩發(fā)表出來，這首序詩后來成為以《向西部》為開篇的整部小說集——《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的靈魂寫照。[8]

徐盈為什么選用米勒的這首西部詩作為其邊疆小說的序詩？美國詩人米勒及同時代在特納影響之下的美國邊疆觀念，與中國抗戰(zhàn)時期國民政府、共產(chǎn)黨和知識分子改變了的邊疆理念有何不同？如果說美國人在歷史上向西部邊疆不斷拓殖的精神塑造了美國人的身份，那么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中國西部邊疆民族是以何種方式被整合進中華民族這一政治民族共同體的？抗日戰(zhàn)爭如何改變了晚清和民國初年舊的邊疆民族認識和治理方式？本文從徐盈戰(zhàn)時邊疆民族書寫的諸多關注點出發(fā)，嘗試分析抗戰(zhàn)時期全民族面臨的生存危機如何促使?jié)h族與邊疆民族從情感上走向融通，以及政府官員、知識分子與愛國主義者如何借助建設大后方工農業(yè)和交通的契機，將西部邊疆“腹地化”，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宗族和種族塑造為中華民族的歷史過程。

早在北京大同中學求學的年代，徐盈就開始了豐富多彩的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1932年，他在保定農學院學習期間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為左聯(lián)保定小組的負責人；[9]1933年夏，徐盈與汪金丁、師陀共同創(chuàng)辦文學刊物《尖銳》，宣傳抗日救國的思想；[10]1935年，在結束金陵大學農學專修科的學習生活后，他積極投身于左翼文藝界發(fā)起的抗日運動，在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不久的1938年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1936年底，徐盈開始進入《大公報》實習，先后擔任該報的外勤記者、采訪部主任和北平辦事處主任，并且身兼中華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的候補理事一職。抗戰(zhàn)時期，徐盈的足跡遍布祖國大地，撰寫了大量的新聞通訊、戰(zhàn)地報告和小說作品，題材涵蓋西部、東北邊疆和內陸地區(qū)的農業(yè)墾殖、重工業(yè)建設、商業(yè)往來以及邊疆民族治理與交通運輸?shù)葐栴}。徐盈在旅途中能夠迅速敏銳地發(fā)現(xiàn)問題，運用廣博的學識進行思考和分析，以詩意的方式將這些現(xiàn)象和問題及其解決辦法生動地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11]

具體而言，徐盈創(chuàng)作生涯的開端是1933—1936年發(fā)表在葉圣陶主編的《中學生》雜志上的數(shù)篇“學生小說”[12]。如《父與子》（第32期）、《一個中學生所講的》（第42期）、《第一個連任——同學錄之一》（第44期）、《英雄——同學錄之二》（第45期）、《家——同學錄之四》（第46期）、《三個“九一八”》（第47期）、《林韻——同學錄之五》（第48期）、《冬》（第50期）、《螢》（第58期）、《一個工人》（第60期）等，這些小說揭示了五四運動之后，青年學生群體在“經(jīng)濟的壓迫”“性的煩悶”，以及家庭、社會和學校的“種種不合理的束縛”之下，向往自由、光明和理想的生活狀態(tài)。在陳北鷗主編的《文藝月報》等雜志上發(fā)表的作品，如《兩萬萬》（《文藝月報》第1卷第2期）、《七月流火》（《當代文學》第1卷第4期）、《糞的價格》（《當代文學》第1卷第1期）、《水后故事》（《南大半月刊》第22期）、《領粥——龍王廟之一》（《國聞周報》第11卷第5期）、《旱》（《文學月報》第3號）反映了全面抗戰(zhàn)之前中國農村的衰敗和凋敝，以及中國農民的悲慘生活狀態(tài)。[13]

1935年，從金陵大學農業(yè)專修科畢業(yè)后，徐盈來到隴海路鄭州苗圃和海州枕木防腐廠從事技術工作。在《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14]一書掀起的知識界“旅行考察報道”熱潮中，徐盈依據(jù)自己在大學期間積累的豐富農林知識所賦予的獨特眼光，在北京、天津、山海關、連云港、徐州、西安和內陸沙漠旅行途中，撰寫了《昌平走山記》《西山農林記》《灤榆問棉記》等十數(shù)篇農業(yè)觀察報告，這些科學報告顯示了徐盈對全面抗戰(zhàn)前夕中國農村土壤墑情、農作物栽培、植被覆蓋、農業(yè)墾殖和農民生活狀況等問題的關注；而《饑餓線上的農村旅行》《一個干燥的農業(yè)區(qū)》《內陸沙漠化》等作品則揭露和批判了中國鄉(xiāng)村經(jīng)濟的困頓和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化。

《大公報》記者徐盈和他的《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書影

徐盈全面抗戰(zhàn)之前發(fā)表于《國聞周報》的農業(yè)調查報告，以其觀察、分析、思考問題的敏銳性、專業(yè)性、深刻性、政治性和行文的抒情性，贏得了《大公報》主編王蕓生和沈從文的賞識。1936年底，經(jīng)由王蕓生介紹，徐盈正式進入《大公報》，開始了其職業(yè)記者的生涯。在被派往江西和安徽等地進行農業(yè)調查的途中，徐盈撰寫了《贛東風雨》、《景德鎮(zhèn)的恐慌——贛北半記》、《廬山之春——及植物園的訪問》、《江西農村改進事業(yè)的全貌》以及《茶在黃山》等農業(yè)報道。在調查和呈現(xiàn)農村自然狀態(tài)和社會面貌的基礎上，徐盈開始著眼于思考民國以來導致中國鄉(xiāng)村破敗和農民貧困的復雜原因。

1937年10月，徐盈與《大公報》記者陸詒來到山西抗日戰(zhàn)場，以及山東、陜西等地，并在五臺山八路軍總部采訪了朱德和任弼時等中共高級領導干部，撰寫了《潼關一瞥——民眾熱烈歡送抗日軍隊出發(fā)》《戰(zhàn)地總動員》《黃河的兩岸》《請看今日之山西》《炮火聲中踏上五臺山》《在西戰(zhàn)場》等戰(zhàn)地通訊，以及《在八路軍五臺總部》《朱德將軍在前線》等人物專訪。在與八路軍官兵的密切接觸中，這位時時為國家和民族前途和命運擔憂的職業(yè)記者和左翼青年受到了極大的精神鼓舞。

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陷之后，國民政府退守陪都重慶。面對日本侵略軍大舉進攻東南亞，封鎖中國海上交通線的狀況，西部邊疆作為抗戰(zhàn)大后方，承擔了建設重工業(yè)基地、打通國際交通線，為前線生產(chǎn)輸送戰(zhàn)略和生活物資的任務。同年11月，徐盈跟隨《大公報》來到重慶，擔任該報采訪部主任，宣傳黨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動員邊疆各民族投入抗戰(zhàn)建國的事業(yè)。徐盈作為黨的地下統(tǒng)戰(zhàn)工作者，利用《大公報》記者的身份之便，遍訪西南軍政要人，以及大小涼山、大渡河、金沙江沿岸的漢族、彝族、藏族和傣族群眾。隨著對西南邊疆的了解和熟悉，徐盈的關注點由一般性的農業(yè)和工商業(yè)狀況，轉向了邊疆開發(fā)和工農業(yè)建設事業(yè)，以及邊疆民族治理的狀況。在《向建國之路邁進——后方總動員》[15]、《盧作孚》、《未開發(fā)的處女地——西康踏入記》[16]、《中國的工業(yè)——濱海工廠是如何建成的？》、《向西康進發(fā)》[17]等通訊作品中，西南部的群山、大川和田野等自然風光盡收眼底，邊疆民族的風俗人情，以及他們的歡欣、憂患、恐懼和痛苦躍然紙上。

進入川渝地區(qū)之前，徐盈在奔赴西北的旅行途中撰寫和發(fā)表了《西北旅行記》[18]和《抗戰(zhàn)中的西北》[19]，它們將犀利的洞察與成熟的思考融為一體。作者對西北邊疆的貧瘠，對西蘭、甘新兩條公路的破損和失修，對因農貸匱乏造成的農業(yè)凋敝，對回漢民族的矛盾和沖突，以及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旗幟下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等問題，進行了如實的記錄和深入的思索。從西北歸來的徐盈又趕往山東，考察了梁漱溟在鄒平縣農村開展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并對它在全國范圍內引起的爭議進行了理性的分析，他還針對鄉(xiāng)建運動單純注重知識分子的培養(yǎng)和普通民眾教育的作用、忽視民眾組織工作的缺陷提出批評。[20]1938年春天，徐盈曾經(jīng)接受《大公報》指派，從武漢出發(fā)，第一次踏入四川及西南邊疆，目睹了這一地區(qū)在抗戰(zhàn)中的獨特面貌。與廣闊、荒蕪和貧瘠的西北邊疆相比，同樣被國民政府確立為抗戰(zhàn)大后方建設目標的四川卻給徐盈留下了不同的印象：“西南和西北本是支持抗戰(zhàn)的兩大后方，西北的津梁在甘肅，西南的中心點就在四川，但前者不能與后者相比”，四川“山青水綠”，“風景綺麗”，地上地下“滿布了無限的寶藏”。然而，徐盈卻發(fā)現(xiàn)，“這個所謂的‘天府之國’的這一般農民生活卻并不因著天產(chǎn)的豐富而愉快，他們的窮苦正與西北的農民無大差別”。[21]結合自己的觀察所得，徐盈認為將邊民生活推向貧困的原因，與其說是“天災”，不如說一方面是晚清和民初以來川康地區(qū)內戰(zhàn)頻仍，治邊機構不重實地調查、不了解邊地風土習俗之故；另一方面則源于地方官員不合理的征稅、工役攤派以及征兵措施。[22]在本期的寫作中，徐盈對西部邊疆普通農民遭受統(tǒng)治者的壓榨、對陷入饑餓和貧困中無力自救的普通民眾給予深切的關注和同情，希望借全民族團結抗戰(zhàn)建國這一偉大的歷史契機來革除一切社會痼疾，通過農業(yè)技術改良、重工業(yè)建設和普及文化教育的手段為邊疆民族贏得物質解放和精神自由。

1938年夏天，由四川返回武漢的徐盈，滿懷激情地回顧了他自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一年間輾轉西北、東南和西南之間獲得的觀感：“一切榮譽歸于抗戰(zhàn)。籍這次抗戰(zhàn)來洗刷我們一切不合理的制度，沒有這次抗戰(zhàn)，我們便不能這樣精湛的認識中國，也不會這么果敢的來做改革?！盵23]對抗戰(zhàn)與建國之關聯(lián)的認識使素以自由報人自居的徐盈，逐步認同了中國共產(chǎn)黨率先提出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氐轿錆h不久，徐盈便經(jīng)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凱豐介紹，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他原本打算與同為《大公報》記者的妻子彭子岡一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隊伍，但最終聽從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的勸告，決定留在《大公報》繼續(xù)從事新聞宣傳工作。從1938年11月[24]直至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5年10月，徐盈在《大公報》采訪部任上主要承擔有關川康地區(qū)的農業(yè)墾殖、重工業(yè)建設、“夷務”（邊疆民族治理）、國民精神總動員等狀況的新聞報道。

二 抗戰(zhàn)建國與邊疆民族的再認識

徐盈認為，在行色匆匆去往戰(zhàn)場和邊地的途中，倉促訴諸筆端的那些單純記錄事實的新聞作品并不能真正反映西北農民的貧困和他們對現(xiàn)實的無奈：“西北一帶有極為生動的圖畫，一方面是限于事實，一方面是我的筆太拙笨，我僅能描繪出一部分來發(fā)表，到如今，我還感到對不起那些忠實遜良的西北農友，他們希望我能用一支筆來掃除‘老撰構’，但為了抗戰(zhàn)，我只能勸他們相當?shù)娜棠?。”[25]1938年底，徐盈由漢入渝，坐鎮(zhèn)大西南，去往貴陽[26]、惠水[27]、贛南[28]和湖南[29]等地采訪，他有充裕的時間考慮修正自己既有的寫作樣式，構思和醞釀新的文學體裁，以彌補西北旅行記的寫作留下的遺憾。在入川后撰寫的描寫大后方和戰(zhàn)地生活的作品中，徐盈刻意增添了很多虛構的地方，如《征兵委員》、《入伍記》[30]、《學兵記》[31]、《一個兵的成長》、《干部手記——民國三十八年補充團紀事》[32]、《當死亡遠離的時候》、《煩》等作品，它們要么反映征兵工作如何撬動一座西北邊陲小鎮(zhèn)各階層的經(jīng)濟利益，引發(fā)各式各樣的矛盾；要么表現(xiàn)青年人如何在抗戰(zhàn)中經(jīng)歷困厄、挫折和希望等等。但是，由于其表現(xiàn)的矛盾比較單一，這些作品依然未能擺脫紀實的特征。與內地和西北邊疆地區(qū)相比，由于西南邊疆民族眾多，各種矛盾錯綜復雜：這里既有中央與地方的矛盾，又有土司和軍閥為爭奪地盤而發(fā)動的戰(zhàn)爭，還有漢族官員與少數(shù)民族首領的矛盾，以及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階層與普通百姓之間的矛盾；既有外來的基督教與邊地神巫信仰之間的矛盾，也有教堂與土司爭奪民心和田地的矛盾；既有漢族與彝、傣、苗、藏各族人民之間在歷史上積累的怨恨，又有少數(shù)民族頭領渴望以聯(lián)姻方式融入漢族統(tǒng)治階層的現(xiàn)象。上述種種矛盾源于各自的政治和經(jīng)濟利益不同，但也充滿了情感和歸屬的因素。我們相信，對錯綜復雜的矛盾的呈現(xiàn)超出了通訊報道這一紀實體裁所能容納的內容，因此它們激發(fā)了徐盈的文學創(chuàng)作欲望。在他看來，似乎只有小說這種求助于虛構的文學形式才能充分表現(xiàn)和解決這些問題。接下來，我們將以徐盈在1940年至1943年發(fā)表的數(shù)篇以川康地區(qū)漢族與諸邊疆民族之關系為題材的小說為中心展開分析。

1940年6月，徐盈在時任重慶政府立法院院長、中蘇文化協(xié)會會長的孫科主編的《中蘇文化》雜志第6卷第5期上，發(fā)表了第一篇描繪漢彝關系的小說《向西部》。小說敘述者“我”是一名農業(yè)技術員，受“西部省立農業(yè)實驗場”的委派，從遙遠的成都跋山涉水來到位于“寧寧河”沿岸的彝族聚居區(qū)，向設在該地的省農場分場場長提交報告，并在彝區(qū)推廣棉花種植。然而，“我”的工作卻遇到了不小的阻礙：首先是高場長屢屢拖延見面，不愿接受“我”制定的農業(yè)報告，這位漢族官僚并不熱心于邊疆建設，他是為逃避戰(zhàn)火才來到鄉(xiāng)下賦閑的；其次是由土司改任保安頭目的鄭司令態(tài)度傲慢，他是彝族中的貴族，即“黑骨頭”，不僅坐擁大量田地，而且統(tǒng)治著“白骨頭”或“白夷”，即一般彝族群眾；再次是受過漢族軍事訓練的彝族頭人——牛參謀，雖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影響他的佃戶和一般彝族百姓的選擇，但作為鄭司令的“娃子”（奴隸），在改種棉花一事上，他最終還要聽從前者的號令；最后的阻力則來自在教堂里坐堂的包神父，由于多年在彝族地區(qū)傳教、開辦學校，教授彝人文化知識和農業(yè)技術，他取得了彝人的充分信任，因此，彝人的任何舉動都要經(jīng)過他的認可，盡管包神父本人也在服務于“本國的參謀部”。

1938年4月，國民政府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中國抗戰(zhàn)建國綱領》，“整理交通系統(tǒng)，舉辦水陸空聯(lián)運，增筑鐵路公路，加辟航線”[33]成為一項基本國策。同月，蔣介石電令重慶行營:“大規(guī)模計劃興建西康公路，撥款先修川康路?！?月，遵照蔣介石的指令，重慶行營重組川康公路工程處，正式動工修建川康公路。[34]在修筑川康公路的過程中，彝族群眾自愿走出大山，和漢族老百姓一起投入勞動大軍。徐盈創(chuàng)作的第二篇描繪漢彝民族關系的小說《漢夷一家》[35]便是以這一真實的歷史事件作為背景的。故事發(fā)生的地點被刻意放置在一處飛機場基地。負責監(jiān)工的漢族總隊長在夜間巡邏時，開槍誤傷了一位年邁的彝族人——老那切。當前者弄清彝工們是因為白天趕不上漢族工人的勞動進度，夜里主動來“補工”卻遭到誤傷時，心中感到非常懊悔，擔憂這可能會引起新的民族矛盾。為此，總隊長一方面懷著歉疚的心情去探望臥病在床的老那切；另一方面讓漢化的彝族青年精英、彝工小隊長炕知去彝村溝通消息；同時召集彝工開會，勸他們著眼“國仗”，打消向漢族人復仇的想法。總隊長暗中請軍醫(yī)幫忙給老那切療傷，還讓彝人誤認為是具有通神本領的比母治好了他的病，并借比母的預言增強了人們抗戰(zhàn)必勝的信念。

《漢苗之間》[36]發(fā)表于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主辦的《抗戰(zhàn)文藝》雜志上。一場苗亂剛剛過去，縣府視察員方鐵生在去往苗區(qū)為龍保長兒子慶婚的路上，不停地思索導致苗亂發(fā)生的原因。在與苗族首領、青年人、轎夫、商販和農民打交道時，他感覺苗族人不像外界傳說中那樣兇惡，相反地，他們性情溫和、淳樸、守信、重鄉(xiāng)誼，對漢族官員尤其表現(xiàn)出一種謙恭、卑微和順從的姿態(tài)。然而，就在送別時，遵循以往的慣例，龍保長要贈送一定數(shù)額的錢財給方委員。方鐵生由此發(fā)現(xiàn)，漢苗民族很久以來存在著一種復雜而矛盾的關系：一方面，龍保長占有苗區(qū)大量田產(chǎn)，是真正的“土地爺”，而且手中緊握著政權和軍權，即便如此，他也還要忍受縣城“龍?zhí)蠣敗钡膲浩?；另一方面，漢族人壟斷了食鹽的產(chǎn)銷，彝族人如果買不起或者根本買不到食鹽，就會結伙下山，圍攻縣衙，因此，歷史上這樣的“苗亂”從未間斷。

1943年春天，徐盈在《學習生活》上發(fā)表了《四十八家：一個擺夷的故事》[37]，小說描寫傣族姑娘小奴為了擺脫貧窮的命運，嫁給了內地來的漢人——吳姓監(jiān)工員卻遭到無情拋棄，最后絕望地出家做了尼姑的悲劇故事。公路的修建不僅給大山中的傣族村寨帶來了金錢和現(xiàn)代商業(yè)觀念，也悄悄改變了傣族姑娘不嫁漢族人的婚戀習俗。懷揣著對漢人常年積攢的積怨和仇恨，傣族男青年老弓很容易便受到佯裝佛教徒進入傣家的日本侵略者的誘惑，幫助他們殺害路過傣區(qū)的漢人。在小說的結尾，面對離家出走的姐姐，內心親近漢人的妹妹小安陷入了是否要嫁給老弓的猶豫不決中。

同一年，在主要刊載抗戰(zhàn)文藝和世界文學作品的《時與潮文藝》上發(fā)表的《漢藏之間》[38]是徐盈描寫漢藏關系的唯一一篇小說。滯留藏區(qū)的“西北科學考察團”[39]成員、體質人類學家方慶生，與保安司令洪天金的妹妹洪五小姐訂下婚約，這位躊躇滿志的青年人決心與“邊疆調查員”毛秉文一道扎根邊疆、建設邊疆。然而，方慶生的理想在康藏地區(qū)的現(xiàn)實中遇到了巨大的障礙。他逐漸認識到，集學府、信仰與統(tǒng)治機構于一體的喇嘛廟，在藏區(qū)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無論是紅教還是黃教，他們都在通過掌控藏民靈魂的方式獲取大量的錢財和其他利益；即便是脫胎于土司，掌握土地和兵權的洪司令也無力削弱活佛和喇嘛們的神學和政治地位；缺乏教育和文化的下層藏族百姓無法與外界溝通，只能忍受喇嘛的精神和物質壓榨。方慶生和藏家小姐的婚約也與前者拯救藏區(qū)的政治理想產(chǎn)生了沖突：原來就在方慶生到來之前，洪司令為了彌補與蒙古人的裂痕，早已將妹妹許配給蒙古族小王子，假如方慶生履行了婚約，自己與蒙古王子反目成仇倒是小事，更嚴重的后果是會再次破壞本就脆弱的蒙藏關系。

上述以漢族與邊疆民族關系為題材的5篇小說，連同以云南籍緬甸華僑梁金山捐資修建滇緬公路上橫跨怒江的惠通橋，從而獲得國民政府嘉獎的故事為底本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梁金山》[40]，以及描寫河南籍農民王發(fā)財早年為生活所迫遠走土耳其種植棉花，而今借著為蘇聯(lián)組建的“國際汽車隊”擔任翻譯和向導之機，千里迢迢回歸祖國的小說《三六九一公里》[41]，還有講述為躲避日軍掃蕩來到東北小山村里孤苦度日，卻不忘為抗日義勇軍傳遞情報的李大叔的故事的小說《東北角》[42]，一起被編入了《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1943年10月，這部小說集由重慶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在短短一年內就印行了兩版，可見它在讀者中非常受歡迎。除《漢夷一家》之外，徐盈其余4篇邊疆民族題材小說的題目在收入《戰(zhàn)時邊疆故事》時都做了改動：《向西部》改為《報告》，《漢苗之間》改為《方委員》，《四十八家：一個擺夷的故事》改為《我的哥哥在段上》，《漢藏之間》則改為《藏家小姐》。由此可見，作者在創(chuàng)作這5篇小說之前，已經(jīng)醞釀出了一個相當成熟的寫作計劃，它們實際上也呈現(xiàn)出一個共同的主題，即通過文學方式表現(xiàn)抗戰(zhàn)建國的形勢如何促使?jié)h族與彝族、苗族、傣族和藏族這些西南邊疆民族在歷史中形成的矛盾趨于和解，以及抗戰(zhàn)建國的需要如何促成邊疆民族在彼此平等基礎上走向融合，從而塑造一個同一的政治民族——中華民族。

如何在抗戰(zhàn)新形勢下重新認識邊疆民族，是促進中華民族走向融合的理論前提。1938年4月，國民政府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會議發(fā)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重申繼續(xù)奉行孫中山民族主義政策的兩個方面，即“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43]。鑒于1930年代以來日本侵略者持續(xù)策動滿蒙獨立運動帶來的分裂中國的威脅，該宣言在行文中抹去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有關“承認中國以內各民族之自決權”[44]的主張，代之以如下表述：“中國境內各民族，以歷史的演進，本已融合而成為整個的國族”，要在“各民族自由聯(lián)合”的基礎上組織統(tǒng)一自由的國家，“必有待于此次抗戰(zhàn)之獲得勝利，蓋惟根于自由意志之統(tǒng)一與聯(lián)合，乃為真正之統(tǒng)一與聯(lián)合，在未獲得勝利以前，吾境內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壓迫，無自由意志之可言，……惟抗戰(zhàn)乃能解除壓迫，惟抗戰(zhàn)獲得勝利乃能組織自由統(tǒng)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聯(lián)合的中華民國。各民族今日致力于抗戰(zhàn)，即為他日享有自由之左券也”。 [45]

三 宗族、種族與民族

中國境內各民族將融化為一個中華民族的思想源于晚年的孫中山。為滿足不同革命歷史時期的革命需要，孫中山對漢、滿、蒙、回、藏及其他五六十個中國內地與邊疆民族的關系的認識，先后經(jīng)歷了“排滿”到“五族共和”“五族一家”，再到“同化”和“融化”幾個不同的發(fā)展階段。1920年11月4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上發(fā)表的講演中，孫中山進一步發(fā)揮了三民主義中民族主義的含義，“民族主義，當初用以破壞滿洲專制。這主義也不是新潮流才有的，向來我們要擴充起來，融化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個中華民族”，他認為，“現(xiàn)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中國所有各民族融成一個中華民族，并且要把中華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46]那么，究竟什么是孫中山說的“中華民族”？有別于作為中國境內各民族總和的“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是“將中國各民族彼此融合而成的新的大民族，其文化合一，是單一民族稱謂”[47]。因此，中國民族是地理、經(jīng)濟、文化、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事實存在，而中華民族則是有待從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法律諸多方面加以建構的理想的民族國家模式，也是孫中山民族主義的宗旨和國民革命的綱領。我們可以說，孫中山民族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中華民族這一國族理想。1924年1月，他在《民族主義》第一講中說：“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中國人最崇拜的就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所以中國人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國族主義……至于說到國家，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的，所以中國人的團結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沒有擴張到國族。”[48]

對比《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我們發(fā)現(xiàn)，當初被孫中山作為一種崇高政治理想提出來的、國族意義上的“中華民族”，10多年后卻被認定為既定的歷史事實，在民族認識方面發(fā)生的上述轉變透露出豐富的政治含義。1938年12月，即在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后不久，從甘肅、青海和新疆考察歸來的云南大學教授、歷史學家顧頡剛，由于切身感受到帝國主義侵略西北邊疆的危險，于是在昆明創(chuàng)辦《益世報》，[49]昭告學者、企業(yè)家和有志青年研究“自己的邊疆”、投資邊疆、投身邊疆的建設。1939年元旦，顧頡剛撰文指出，“中國本部”、“蒙藏”、“華東”、“華北”和“華西”這些地理區(qū)劃和命名顯露出日本人圖謀肢解中國的野心，他提醒人們必須對此保持警惕。[50]同年2月13日，顧頡剛發(fā)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尖銳地指出，“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甚至也沒有“民族”的觀念，所謂“五大民族”的說法“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漢人”這個名詞同樣不可取，因為“我們被稱為漢人的，血統(tǒng)既非同源（可以說國內什么種族都有，亞洲的各種族也都有），文化上也不是一元，我們只是在一個政府下營生活的人，我們不該在中華民族之外有別的稱謂”，“我們就應當舍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致生活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51]

顧頡剛主張拋棄“民族”和“種族”兩個名詞的做法，立刻引起了同在云南大學執(zhí)教的人類學家費孝通的質疑。費孝通在英國學習期間接受了馬林諾夫斯基和佛思的人類學思想，受20世紀西方語言哲學影響，這個人類學派重視不同的文化、語言和體質造成的人類差異。在費孝通看來，與其借否認“民族”和“種族”所揭示的社會事實的辦法，防止帝國主義侵略的圖謀，不如追求“組成國家的分子都能享受自由，大家都能因為有一個統(tǒng)一的政治團體得到切身的利益，這個國家一定會受各分子的愛護。不但不易受空洞名詞的分化，而且即使有外國強力的侵略，自然會一同起來抵抗的”。[52]

顧頡剛、費孝通對中國境內各民族性質的不同認識反映了抗戰(zhàn)時期在民族治理和邊疆開發(fā)問題上兩個實際上并非矛盾的面向：前者基于抵御外敵侵略的現(xiàn)實政治需要，倡導從統(tǒng)一、連續(xù)的中國歷史視野出發(fā)，彌合曾經(jīng)遭到撕裂的漢族和邊疆少數(shù)民族關系，將被帝國主義侵略者從認識論上割裂開來的內地與邊疆地區(qū)重新整合起來；后者強調在尊重和保留各民族文化、宗教、語言、體質和制度差異基礎上，組成一個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民族共同體。蔣介石在1943年3月10日首次發(fā)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中論及中國民族問題時，試圖將以上兩個不同的理論面向融合起來：其一，中國境內不存在血統(tǒng)意義上的種族或民族，只存在不同的“宗族”和一個統(tǒng)一的“國族”，“我們中華民族是多種宗族融合而成的。這多數(shù)的宗族本是一個種族或一個體系的分支”，“他們彼此之間，隨接觸機會之多，與遷徙往復之繁，乃不斷相與融合而成為一個民族”；其二，中國各個宗族相互融合的動力是文化，而非武力，“融合的方法是扶持而不是征服”，因此，“我們中華民族對于異族，抵抗其武力，而不施于武力，吸收其文化，而廣披以文化”；其三，各個宗族的習俗和生活構成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和生存，這是基于“地理的環(huán)境”、“經(jīng)濟的組織”、“國防的需要”和“歷史上命運的共同”，“而并不是全出于政治的要求”。[53]

顧頡剛和費孝通關于民族問題的爭論，既是自1920年代以來中國民族調查活動開展的結果，反過來也進一步推動了民國政府和學界的民族調查研究之風。自1938年春天開始，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和科研機構紛紛由中東部地區(qū)陸續(xù)遷往云南、貴州和四川等地。跟隨大學南遷的大批從事語言學、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專家和學者響應民國政府號召，成群結隊地踏入在一般國民心目中神秘莫測的西南邊疆，他們跋山涉水、風餐露宿，甚至冒著生命危險對彝族、傣族、苗族、藏族等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人口、歷史、語言、文化、信仰、物產(chǎn)、社會風俗進行了真正具有科學意義的考察，這些田野調查工作為中國民族學創(chuàng)造了一個黃金時代。為了推動西南民族研究，西南聯(lián)大設立了歷史系和社會學系，開設了民族學課程；南開大學設立了“邊疆人文研究室”；云南大學建立了“社會學調查站”，吳文藻和費孝通師徒先后擔任該站站長；遷入重慶的中央大學則設立了邊政學系；成都的華西協(xié)和大學設有“華西邊疆文化研究所”?！哆吔宋摹贰哆吔芯客ㄓ崱贰段髂线吔贰哆吔芯恐芸贰吨袊吔贰哆呎摗贰睹刹卦聢蟆返戎铝τ谘芯窟吔褡鍐栴}的學術政治刊物應運而生，由大學、科研機構、政府部門、各社會團體組織的西部邊疆考察團層出不窮。單在西南邊疆地區(qū)開展考察活動的就有：1938年由賑濟委員會組織的滇西考察團、1939年由教育部組織的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1939年由管理中英庚款的董事會組織的川康科學考察團、1940年由四川省政府組織的四川邊地施教團、1941年凌純聲和馬長壽等人率領的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作組成的“川康民族考察團”、1941年由國民政府行政院組織的康昌和康青旅行團、1941年夏由西南聯(lián)大教授曾昭掄率領的川康科學考察團等。[54]參加各種考察團的學者撰寫和發(fā)表了大量西南民族調查報告，如凌純聲的《湘西苗族調查報告》（1947）、姚荷生的《水擺夷風土記》（1948）、方壯猷的《涼山儸族系譜》（1945）、馬長壽的《涼山儸夷考察報告》（1940）、林耀華的《涼山夷家》（1947）等，上述民族調查報告不但對民國政府推行的大西南工農業(yè)和交通建設發(fā)揮了有效的指導作用，而且成為我們今天研究西南邊疆民族所依賴的基礎文獻，其學術和政治影響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

為了消除晚清、民初以來頻頻爆發(fā)的康藏糾紛，結束西南地區(qū)軍閥混戰(zhàn)的亂局，利用西昌彝族地區(qū)的豐富礦產(chǎn)資源，建設抗戰(zhàn)大后方工業(yè)和“民族復興的基地”，重慶國民政府于1939年1月1日正式建立西康省，任命劉文輝為省主席，同時設立“軍事委員長西昌行轅”來牽制他的力量。汪精衛(wèi)叛變后，為了進一步擴大社會民主、團結全民族抗日力量與投降主義作斗爭，1939年2月12日，第一屆國民參政會第三次會議在重慶召開。會議除了制定《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之外，還于17日通過了由議長蔣介石提議的《擬組織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合并組成川康建設訪視團案》，蔣介石會后親自核定了《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期成會及視察團組織大要》。3月5日該期成會成立，蔣介石擔任會長，會員有張瀾、李鎖、曾琦、吳玉章、胡景尹、梁漱溟、章伯鈞等14名參政員。同月18日，由青年黨領袖李璜和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負責人黃炎培分別擔任團長和副團長的“川康建設視察團”分五路從重慶出發(fā)去往川康各地，就吏治、兵役、治安和民生等幾方面情況進行了為期四個多月（1939年3月18日至7月30日）的考察。[55]

在莫德惠帶領視察團第五組進入西康地區(qū)的同時，1939年四五月間，徐盈也來到雅安、西昌以及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處的涼山彝族聚居區(qū)，就新西康的重工業(yè)建設和“夷務”（彝族治理問題）走訪了羊仁安、鄧秀廷等彝族軍政要人，并在川康建設視察團7月末結束工作返回重慶之際，采訪了該團負責人李璜和黃炎培以及新任西康省主席的劉文輝。行走在金沙江、雅礱江畔及其周圍的“萬山”當中，徐盈深刻地認識到，川康公路交通和漢彝民族問題的解決是開發(fā)西南邊疆、建立重工業(yè)區(qū)的“先決條件”：“先決問題的交通不能做好，一切無從著手”[56]，“夷務是要開發(fā)的先決問題，交通又是解決夷務的先決問題”[57]。這里的“夷”是自漢代以來漢族人對彝族的稱謂，元代改稱“羅羅”，清朝末年官方文獻中又改稱“夷”和“倮夷”，[58]漢人習慣上稱其為“蠻子”“玀玀”，彝族人自稱“諾蘇”“夷家”等。

從1899年開始，在中國西部從事植物采集和探險活動長達10多年的英國博物學家威爾遜（Ernest Henry Wilson，1876—1930）認為，占據(jù)大涼山高坡的彝族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從未被中國征服過”[59]。在論及彝族的社會組織性質時，他又說：“羅羅王國乃為獨立國家，而非部落，對中國和西藏懷有敵意?！盵60]法國天主教傳教士呂真達在1910年出版的《建昌羅羅》中宣稱彝族是白種人，1930年代在西昌地區(qū)從事傳教活動的麥神父竟然認為彝族與雅利安人同種。[61]威爾遜將彝族非中國化和去中國化的做法類似于日本將“中國本部”與蒙藏邊疆分離開來加以表述之舉，是為英帝國圖謀侵吞西藏的行為公然張目。對此，1930年入滇考察彝族的中山大學教授楊成志就駁斥了外人所謂彝族出自藏人的說法，指出彝族受到的外界影響很大，實際上是由中國文化、西藏文化和西方文化，“多多少少融合而成的”。[62]1936年，馬長壽在認真觀察彝族人的體質特征之后，認為“玀玀群”“黑發(fā)黃面……此顯然蒙古人之特質也”。[63]1939年，他在調查西昌雷波地區(qū)彝族族譜的基礎上，斷定彝族自云南遷入此地已達“七十世”“千七百年”之久。[64]1935年曾經(jīng)參與中英會勘滇緬邊界未定段工作的方國瑜，一直致力于云南邊疆史地研究，他于1980年代中期提出，彝族的祖先是古羌人，他們從中國西北南遷而來，[65]這一看法如今幾乎成為人們的共識。

四 民族調查與民族認同

西方人稱彝族社會為“獨立玀玀”，當時也流行所謂“玀玀國”的說法，從西昌采訪歸來的徐盈認為這些看法“骨干雖實……但卻摻雜了許多附會”[66]。他試圖揭示彝族的真相，指出現(xiàn)階段的彝族人尚處在家族社會，沒有進化到“國的形式”；“玀族”內部既存在貴族階層——“黑夷”，亦有被奴役的“白夷”，還有被擄去當作奴隸的漢人——“娃子”。與身后帶有帝國主義影子的外國傳教士和探險家們相比，楊成志、馬長壽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事彝族社會調查的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從歷史、語言、文化和體質方面確認彝族是源于中國云南和西北地區(qū)的古代民族，甚至主張“夷漢同源”[67]。盡管漢族和彝族同屬一個民族，但彝族的現(xiàn)狀卻令人感到十分擔憂。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南路組成員在考察西康寧屬八縣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當?shù)氐囊幕挤浅乐兀骸耙娜梭w強性貪、恃強好斗”，“動輒擄劫漢人全家或全村，帶入深山夷巢”,“不論父子、兄妹、夫妻、兒女，盡褫衣履，裸體赤足相向而立”。[68]至于漢彝矛盾的由來，視察團認為，自清代鼎盛以來，在漢彝相安之際，漢族官員與在當?shù)仄皆暇幼〉臐h人勾結起來，欺騙和榨取彝族百姓；當彝族人不堪漢人的欺壓，下山擄劫漢人之時，清朝統(tǒng)治者便借土司之手對他們進行殘酷的清剿，彝人對漢人郁積的“忿恨”和“積怨”由此而來，漢彝之間的矛盾似乎無緣得以化解。

與參議員們的看法有別，徐盈反倒認為抗戰(zhàn)為切實化解漢彝矛盾、推進中華民族融合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政治契機，其前提是對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同：

假如我們承認中國是一個巨大的民族家庭，那么，玀族只是一個可憐的落后的小兄弟。我們與其責備他的野蠻，不如引咎自責對他從未照顧。[69]

在生性彪悍、熱衷復仇的外表之下，徐盈發(fā)現(xiàn)，在面臨外侮之際，性格頑強的彝族人善于團結起來共同抵御敵人，并且“重信義，一諾之后，舐血為盟絕不反悔”，“親家常扶助往還，冤家則只有仇殺”。關于彝族性格的成因，一種看法認為“過去軍政的貪暴、紳民的欺壓，多少貪狠狡詐，正是與漢人接觸磨練而成”。[70]在徐盈看來，彝族人不懼強暴的精神正是抗戰(zhàn)所需要的品質，問題是要讓他們認清誰是親如一家的兄弟，誰是真正的“冤家”和敵人。

為了克服交通不便，元代統(tǒng)治者在康藏地區(qū)設立了“烏拉”，即徭役制度，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制度漸漸被官員們挪作私用，因此攤派給當?shù)匕傩盏娜肆Σ?、畜力差以及驛站費用日趨繁重，其結果是服差者“逃亡、遷徙、規(guī)避、中途逃跑”等現(xiàn)象頻頻發(fā)生，[71]人民可謂苦不堪言。劉文輝當上西康省主席后，決心革除這一弊政，成立官辦牧運公司經(jīng)營運輸。[72]在《漢夷一家》中，總隊長憑借往常的印象，誤以為彝族人試圖趁夜間逃避工役；而老那切被漢人打傷的消息的確激發(fā)了彝族人“打冤家”的復仇情緒。面對一觸即發(fā)的民族矛盾，漢族總隊長并沒有表現(xiàn)出彝族土司和漢族軍閥常見的那種傲慢態(tài)度，反而希望通過探望、救治病人和耐心的說服工作，極力化解一場正在醞釀中的民族風波。總隊長的謙恭和友善態(tài)度，以及動員漢族工人學習彝工“犧牲睡眠，加勁趕工”的“好精神”的做法，[73]使彝族人終于明白，比起狹隘的“打冤家”，抗戰(zhàn)是一場“全面戰(zhàn)爭”和“國仗”，其勝敗關乎包括漢族人和彝族人在內的每一位“中國人”的生存，而彝族人只有與漢族人共同參加勞動，接受“軍國民的教育”，才能取得“國民”的地位。

《我的哥哥在段上——吳監(jiān)工員的故事》同樣是在漢族和“擺夷”（傣族）之間上演了一則由民族怨恨最終走向國家認同的曲折故事。雖然徐盈在將這篇作品收入《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時修改了題目，但我們依然可以遵循作家在這個時期采用的習慣性命名方式，將其改為《漢擺（夷）之間》。在小說中，擺夷“小菩薩”（女青年）小奴打破傣族婚俗，嫁給漢族男人的做法引起了一位“小菩毛”（男青年）老弓對漢人的怨恨，因為自己心儀的情人小安受其姐姐的影響，說漢話，從漢俗，甚至想為了金錢嫁給漢人。老弓為了掙錢迎娶小安，接受地主老甿頭的指派前往南坎請佛做擺。這一路上，他除了為傣族人復仇殺死了幾個“山頭人”之外，還“殺死過一些過路的漢人，獲得了日本軍司令部的獎金”[74]。對傣族人而言，老甿頭斥巨資舉辦盛大禮佛活動，與老弓的復仇行為同為英雄之舉。但他們卻沒有認識到，真正威脅傣族生存的是日本侵略者。老弓曾經(jīng)一度認為，是漢人給傣寨帶來了瘟疫和金錢觀念，攪渾了傣族人的血液。偽裝成“佛門弟子”的日本人則極力說服土司和地主，唆使他們的佃戶殺死來“搶你們金山銀河的鐵飯碗”，“調戲你們水蔥似的小菩薩”的漢族人。他們甚至說：“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幫忙擺夷的。”[75]在小說末尾，小安說，姐姐嫁給漢族人吳監(jiān)工員尚出于自己的情愿，假如小菩薩們遭到日本人的侮辱，她們的命運會比小奴還要悲慘，聞聽此言的老弓方才幡然醒悟。恰在此時，日本兵擄去了那些“都不曾嫁給漢人的”小菩薩，聽到這個消息的老甿頭趕忙扶起因姐姐出走陷入悲傷的小安，招呼大家趕快去殺日本鬼子。

戰(zhàn)爭招致的生存危機將漢族人、彝族人和傣族人的命運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在《漢夷一家》中，當“比母”借彝族神靈的尊口面向眾人說出“大家都齊心，糞土變成金”時，在場的無論是漢人還是彝工都感到非常興奮，彝工們甚至激動得“眉飛色舞”。此時，作家迫不及待地現(xiàn)身評論道：“這個時候，才是民族最融洽的時候，多少的忌猜與仇恨都不覺一掃而空?！盵76]假如戰(zhàn)爭打破了漢族和邊疆民族間的隔膜，那么為政者應當采取何種方式將各民族融為一體？小說《漢夷一家》依據(jù)的是1939年夏西昌征調民工修建機場之事，西康靖邊司令部為此征集歸化的彝工多達800名，并將他們送至工地各處與漢族人一起參加勞動，彝工們的“效能與服從，漢人多自認不及”[77]；在修筑川康公路周游段征用的300名彝工中，沒有一人遲到、逃跑、抱怨或者來湊數(shù)，盡管他們由于組織訓練不足，勞動效率較低，“但他們要爭氣，白天做完了，月亮下又去趕工”[78]?！稘h夷一家》為何選取未完全歸化的、勞動效率較低的“夷胞”，而不是那些歸化了的、勞動效率高于漢人的彝族同胞作為描寫對象？我想，徐盈或許是想通過這一精心的情節(jié)設計，展示欠缺組織性的彝工如何在與漢人展開的勞動競賽中，向漢人學習并接受行之有效的教育和培訓，從而被塑造成一個個合格的“國民”和現(xiàn)代勞動者的過程。在接受徐盈采訪時，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西昌行轅主任張篤倫說，西昌公路建設“一定要征用夷工，所以現(xiàn)在籌辦一個修路的夷人干部訓練班，將各地的夷支首領，召集來受訓”，像羊仁安和鄧秀廷這樣的優(yōu)秀治夷人才都被委任為監(jiān)工司令，他又說：“給夷人以初步的軍政訓練，使他們一定能拿到工資，而且受到了國民的初步訓練，進一步的和睦漢夷的感情。”[79]

《漢夷一家》中的彝工小隊長炕知[80]、《報告》（《向西部》）中鄭司令手下的牛參謀以及農場事務員尤光照、《方委員》中那位執(zhí)意逃婚的龍保長的獨子龍國昌，他們都是接受軍事訓練和文化教育、漢化了的彝族人的代表。小說中顯示，炕知是某支彝人的首領，在參加修筑飛機場的勞動之前，做“私運鴉片或黃金”的營生，現(xiàn)如今成為一名普通的彝族勞動者，沒有了往日作為彝族人首領應當具有的威風，不僅如此，在漢彝民族矛盾即將爆發(fā)之際，他還能夠超脫自己的彝族身份，奉勸族人：“今天同是在打國仗，不能自己來打冤家呀……”；“平日習慣于擄掠的惡魔”老那切即便遭到了漢人的誤傷，口中還念念不忘地說“漢家比夷家土鏟的多”。[81]牛參謀是“黑骨頭”和“牛牛壩子的主人”，他說著一口漢語，遵從漢族待人接物的禮儀。當他聽說“我”之所以風塵仆仆地從鄉(xiāng)下趕來，是為了請求鄭司令下令當?shù)氐囊妥迦烁姆N棉花時，立刻就明白了這對彝族佃戶而言是件“好事”，并且愿意替“我”請求鄭司令答應這件事，“我”則從牛參謀“深邃的兩眼”中發(fā)現(xiàn)他“具有無限的智慧，無限的堅毅”，對比傲慢、自私的漢族官僚高場長，“我”不禁感嘆道：“這些異族的朋友們的忠誠，是我們漢族人中間少有的。”[82]尤光照的人生道路則與牛參謀完全不同：這位20多歲的彝族青年人在法國教堂開設的小學校里度過了六個年頭，隨后受蔡神父推舉，被保送到省里的甲科農業(yè)學校繼續(xù)學習，畢業(yè)后便當上了省農場分場的事務員。他永遠都要穿著能夠顯示其官員身份的“長衫”，總是把辦不成事情的原因歸于“我”的官職低下。但是，他一旦遭到高場長仆人的侮辱便感到萬般委屈，面對性格如此純真的尤光照，“我”再一次發(fā)出了由衷的感嘆：“他出生在邊地，受教育在邊地，邊地給他一個非常堅實的樸質性格，他經(jīng)不起一點喜歡，也受不得一點委曲?！盵83]

川康建設視察團在提交國民參政會議討論通過的《川康建設方案》中，建議“自由保有”歸化彝區(qū)的生活習慣，“不須急急改善”，“切實提倡漢夷一家”。[84]劉文輝主政西康省之后，改變了晚清時期趙爾豐施行的摧毀佛教、以武力清剿邊民的粗暴做法，推行“德化”、“同化”和“進化”三化政策，反對“威服”、“分化”和“以夷制夷”的治疆手段。[85]在邊民治理方面，劉文輝承認民族問題的存在，但他講求民族平等，尤其“尊重對方固有的社會、文化、信仰、習尚，而從軍、政、經(jīng)濟、交通、研究，各方面一齊下手，并按預定的開發(fā)邊疆的經(jīng)濟政策，逐步推進”[86]；24軍靖邊司令鄧秀廷主張打擊黑彝，提高白彝的地位，并將“娃子”編入漢人保甲；“四十八甲”的統(tǒng)治者孫子文主張開辦學校，注重對彝族人的文化教育。徐盈贊賞鄧秀廷、孫子文這兩位杰出的治邊人才，稱他們?yōu)椤袄蠎?zhàn)士”和“新領袖”。但是，在他的邊疆小說中，那些希望奉獻于邊疆的建設，了解邊地生活的貧困，同情彝族、傣族、苗族和藏族人民命運的角色卻并非鄧秀廷們，諸如鄭司令和龍保長之類掌握邊地軍政大權的人物在小說中往往退居幕后，他們的面目非常模糊。相反地，除《報告》中為誤傷彝工而感到懊悔不已的總隊長之外，作為故事主角出現(xiàn)的四位漢族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漢夷一家》中的“我”是立志投身邊疆農業(yè)建設的青年農技員；《方委員》中的方鐵生是畢業(yè)于師范學校的縣府視察員；《藏家小姐》中的方慶生是執(zhí)意留在藏區(qū)工作的“西北考察團”成員和體質人類學家，還有毛秉文是以宗教般的熱情投入小學教育的邊疆調查員。親臨苗寨、考察苗亂起因的方鐵生“逐漸感到漢苗之間并沒有什么天淵的懸殊”[87]；方慶生自愿放棄都市生活，矢志投入邊疆的懷抱，希望以知識改變康藏地區(qū)的窮困面貌。“語文阻隔”妨礙了彝族人接受教育，于是由比母主持的婚嫁慶典反倒成了唯一能帶給居住在“四十八甲”的彝族人以“視聽刺激”的文化活動，他們只關心鄰居的婚俗，對漢人的保甲不太感興趣，更不知什么才是“中國人”。可想而知，當總隊長聽到經(jīng)歷一場民族風波之后的彝工開始喊出“中國人”的口令之時，當親臨邊疆的徐盈看到在烏龜堂小學學習漢字的彝族學生搞清了“我們都是中國人”這個事實之時，方鐵生、方慶生和毛秉文等人的內心該感到多么欣慰??！對邊疆民族而言，與“開化、進化、現(xiàn)代化”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人化”。[88]

徐盈的戰(zhàn)時邊疆小說無意引導讀者去懷念和眷戀那片充滿了神話和傳奇的西南邊疆，也抹去了米勒在《喂，向西部去！》一詩中極力渲染的那種手執(zhí)鋼槍，以鋼鐵般的身姿向西部挺進的暴力色彩，盡管這首詩被用作了其短篇小說《報告》的序詩。在徐盈的眼里，西南邊疆不是特納以及大多數(shù)美國西部作家筆下的、等待我們去用武力征服的蠻荒之地，而是期待人們回歸中華民族的故土，召喚人們與邊疆各民族一道投入建設國家的勞動當中，并通過共同的勞動與他們融為一體，從而把邊疆和內地整合起來，塑造一個全新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形象。

自19世紀中期以來，清廷治下的中國不斷遭到日本和西方國家的侵擾和蠶食，邊疆地區(qū)和邊疆民族的安危引起了主政者的重視，西北邊疆史地之學一度在士大夫階層中間成為關乎國運的顯學。與此同時，伴隨列強在中國內地和周邊進行的殖民主義擴張，西方傳教士開始進入清朝控制力量相對薄弱的西部邊疆。他們以救世濟民的名義，在傳播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同時，也帶來了西方意義上的種族和民族觀念，這些觀念本是服務于應對近代歐洲國家內部的宗教沖突、精神解放和對外擴張等問題的政治策略，當其被抽離了歐洲的歷史和現(xiàn)實語境用來認識西南邊疆和民族之時，必然割裂邊疆民族與漢族及內地其他民族歷史上固有的密切聯(lián)系，充當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分裂中國的知識工具。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為了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統(tǒng)一，漸次放棄了來自歐洲的種族革命理念，倡導以“民族大熔爐”自居的美國為師，主張在民族平等基礎上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融合為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面對日本侵略戰(zhàn)爭造成的全民族生存危機，西南邊疆被賦予了重工業(yè)基地和“民族復興基地”的地位，因此，對這一區(qū)域的開發(fā)和建設加速了中華民族走向“國族”化的歷史進程?？箲?zhàn)期間，為了配合中華民族融合的進程，民國政學兩界共同發(fā)起的民族調查和研究工作不但揭開了西南邊疆的神秘面紗，而且深刻地改變了國人對西南邊疆民族的認識，吳文藻等人構想的“邊政學”應運而生。

徐盈的戰(zhàn)時邊疆和民族書寫延續(xù)了其青年時期對中國內地和邊疆農村經(jīng)濟的凋敝和農民貧困生活的關懷。有別于民國學術界和輿論界對西南邊疆民族問題的認識方式，徐盈的小說一方面更加愿意積極承認和正視西南邊疆人民生活貧困和民族矛盾叢生的嚴酷現(xiàn)實，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探索導致漢族和邊疆民族矛盾產(chǎn)生的歷史和現(xiàn)實原因，如交通閉塞、語言阻隔和階級壓榨等。然而，由于徐盈對西南邊疆和民族的歷史與現(xiàn)狀具有深入的了解，對邊地人民生活和命運給予了無限的同情，其邊疆民族書寫并沒有展現(xiàn)出內在于以特納為代表的美國邊疆理論的悖論：他不僅沒有將內地與邊疆、文明與野蠻截然對立起來，更不排斥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在塑造統(tǒng)一的中華民族認同方面發(fā)揮的推動作用，相反地，他主張將西南邊疆的工農業(yè)開發(fā)、交通和商業(yè)網(wǎng)絡的建設納入戰(zhàn)時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工商業(yè)和交通建設的總體格局中，試圖借助一種全新的、現(xiàn)代化的工商業(yè)革命方式將邊疆民族與內地的漢族和其他民族融合為同一個政治民族，即中華民族。

注釋：

[1]Nathaniel Lewis, Unsettling the Literary West: Authenticity and Authorship,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3, p. 78.

[2]Joaquin Miller, “By the Pacific Ocean,”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Sept. 27, 1922.

[3]Joaquin Miller, “By the Pacific Ocean,”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mpany, 1896, pp. 215-216.

[4]Cf. Henry Nash Smith, Virgin Land: The American West As Symbol and Myth, New York: Vintage Book, 1950, chp. xxi, pp. 212-248. 中譯文見亨利·納什·史密斯《處女地：作為象征和神話的美國西部》，張駿譯，東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277～326頁。此書的另一個中譯本是薛蕃康、費翰章譯《處女地：作為象征和神話的美國西部》，費翰章校，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Henry Nash Smith, “The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the Myth of the West,” American Quarterly, vol. 2, no. 1（Spring, 1950）, pp. 3-11.

[6]Joaquin Miller, “Columbus,”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 1897, p. 253. 這首詩的中譯文首次發(fā)表在《人物雜志》1948年第3卷第12期上，譯者署名為“公盾”。1924年，商務印書館英文部編輯周越然在《英文周刊》上詳細解讀這首詩歌，見Tseu Yih Zan（周越然）, “Little Clippings from Great Poets: Joaquin Miller’s ‘Columbus’，” English Weekly, no. 476（1924）, p. 1169; no. 477（1924）, pp. 1189-1190。

[7]Joaquin Miller, “Westward, Ho,” 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 of Joaquin Miller, San Francisco: The Whitaker & Ray Co., 1897, pp. 187-188.

[8]徐盈：《向西部》，《中蘇文化》1940年第6卷第5期。

[9]申春：《左聯(lián)保定小組史實補述》，《新文學史料》1990年第11期。

[10]徐東：《文情、交情、永世情：記汪金丁先生與徐盈、子岡的友誼》，《世紀》1999年第7期。

[11]葉圣陶曾經(jīng)將徐盈在隴海路鄭州苗圃工作期間撰寫的一篇題為《一個干旱的農業(yè)區(qū)》（載《國聞周報》 1936年第13卷第43期）的報告當中的一段文字作為游記寫作的范例加以分析，指出作者徐盈由在滎陽到氾水路上目睹的穴居現(xiàn)象，推知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是該地缺水，樹木無法成材、沙土不能燒磚，參見圣陶《文章展覽：徐盈的“從滎陽到氾水”》，《新少年》1936年第2卷第10期。孫犁直到晚年還對徐盈早期創(chuàng)作的、以保定第二師范學潮為題材的小說《福地》印象頗深。究其原因，他認為作者緊緊抓住了“時代尖端的題材”，參見孫犁《尺澤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第74頁。一位聽過徐盈講座的學生在回憶中認為，作家筆下的事物、人群、風光和感受具有“靈魂”“凸凹面”和個人“色彩”，他“把喜怒哀樂藏在心底，客觀的，真實的把事件真相，赤裸裸地現(xiàn)出來，在那微帶抒情的筆調下，你底心常會被帶到老遠老遠”，參見高翔《記廢名和徐盈》，《論語》1948年第147期。

[12]淦：《徐盈的幾篇“學生小說”（上）》，《天明》1935年第3期。

[13]王學振：《徐盈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述論》，《現(xiàn)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8年第4期。

[14]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天津大公報出版部1936年版。

[15]徐盈：《向建國之路邁進——后方總動員》，《文匯報》1939年1月23日。

[16]徐盈：《未開發(fā)的處女地——西康踏入記》，南寧《民國日報》1939年5月8日。

[17]徐盈：《向西康進發(fā)》，南寧《民國日報》1939年5月9日。

[18]徐盈《西北旅行記》為胡繩主編的“救中國通俗小叢書”之一種，由新知書店出版（地點和時間均未標出，筆者猜測該書出版時間不早于1938年初）。

[19]徐盈《抗戰(zhàn)中的西北》為范長江主編的“抗戰(zhàn)中的中國”之一種，1938年3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20]徐盈《今日的山東》，收入徐盈等主編的《魯閩風云》，范長江主編的“抗戰(zhàn)中的中國”之一種，1938年3月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

[21]徐盈：《舟車一年》，《七月》第17期，1938年7月1日。

[22]徐盈：《征兵委員》，徐盈等：《征兵委員》，濤匯出版社1940年版（出版地點未標明），第71～92頁。

[23][25]徐盈：《舟車一年》，《七月》第17期，1938年7月1日。

[24]《徐盈，子岡重來渝》，《新蜀報》1938年11月11日。

[26]徐盈：《觀光貴陽》，《東南日報》1943年10月19日。

[27]徐盈：《惠水風水記》，《新湖北日報》1943年11月4日。

[28]徐盈：《贛南行腳》，《浙甌日報》1944年1月13日。

[29]徐盈：《進入湖南》，《新疆日報》1944年3月24日。

[30]載《時與潮文藝》第4卷第3期，1944年11月15日。

[31]載《時與潮文藝》第3卷第4期，1944年6月15日。

[32]載《抗戰(zhàn)文藝（選刊）》第7卷第2、3號，1941年3月10日。

[33]《抗戰(zhàn)建國綱領及中央宣言》，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1939年4月，第6頁。

[34]《二十六日：川康公路開工巡禮記》，《四川公路月刊》第3卷第5期，1938年5月。

[35]這篇小說在收入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重慶中華書局1944年第1版，1945年第2版）之前沒有公開發(fā)表過。根據(jù)徐盈對結束視察工作回到重慶的“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南路組李璜團長和黃炎培副團長的采訪中披露的相關史實，我們可以推斷《漢夷一家》的創(chuàng)作時間應該是在1939年11月至1940年初，詳見徐盈《今日川康》，《浙甌日報》1939年10月11日。

[36]徐盈：《漢苗之間》，《抗戰(zhàn)文藝》第8卷第4號，1943年5月15日。該作品的創(chuàng)作時間是1942年中秋。

[37]徐盈：《四十八家：一個擺夷的故事》，《學習生活》1943年第4卷第4期。

[38]徐盈：《漢藏之間》，《時與潮文藝》1943年第2卷第1期。

[39]這里指的應當是由中華自然科學社組織的“西北科學考察團”，該團由李旭旦擔任團長，社員有地理學家任美鍔等。自1941年7月至10月，考察團成員對川北、甘南、青東等地區(qū)的自然資源展開實地考察，撰寫了《中華自然科學社西北科學考察團報告》（中華自然科學社，1942年），參見《教育消息：中華自然科學社籌組西北考察團》，《教育通訊》（漢口）1941年第4卷第29期。

[40]徐盈：《梁金山》，《文藝先鋒》第2卷第2期，1943年2月20日。

[41]徐盈：《三六九一公里》，《戰(zhàn)時文藝》1943年第2卷第1期。

[42]這篇小說在收入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之前未發(fā)表過。

[43]《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zhàn)建國綱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印，1938年5月，第12頁。

[44]《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1924年1月通過），《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料專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84年版，第119頁。

[45]《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zhàn)建國綱領》，第12～13頁。

[46]孫中山：《修改章程之說明》，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孫中山全集》第2冊第8分冊，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0年版，第109、110頁。

[47]林恩顯：《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中國臺北編譯館1994年版，第68頁。

[48]孫中山：《民族主義》，民智書店1925年版，第1～2頁。

[49]顧潮編：《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頁。

[50]顧頡剛：《“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益世報·星期評論》1939年1月1日，《顧頡剛全集》第36卷，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88～93頁。

[51]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益世報·邊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顧頡剛全集》第36卷，第98頁。

[52]費孝通：《關于民族問題的討論》，《益世報·邊疆周刊》第19期，1939年5月1日，《顧頡剛全集》第36卷，第139頁。

[53]蔣中正：《中國之命運》（增訂版），正中書局1943年版，第1～11頁。

[54]王建民：《中國民族學史》（上），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242頁。

[55]王豐：《國民參政會與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頁。關于該視察團的組織方式、視察路線等詳細情況，參閱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編《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1939年8月），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一輯》，臺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1年版。

[56]徐盈：《未開發(fā)的處女地 西康踏入記·通信之一》，南寧《民國日報》1939年5月7日。

[57]徐盈：《開發(fā)西康重工業(yè)區(qū)的幾個先決條件》，《川康建設》1943年第1卷第2、3期。

[58]李鵬翔：《彝與夷：民國時期涼山彝族的稱謂》，《地域文化研究》2019年第4期。

[59][60]Ernest Henry Wilson, A Naturalist in Western China; with Vasculum, Camera, and Gun, vol. 2, 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1913, pp. 150, 156.

[61]馬長壽：《古代彝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頁。

[62]楊成志：《羅羅說略（附表、照片）》，《嶺南學報》1930年第1卷第3期。

[63]馬長壽：《中國西南民族分類》，《民族學研究集刊》1936年第1期。

[64]馬長壽：《川康邊境之民族分布及其文化特質》，《青年月刊：邊疆問題》1939年第3期。

[65]方國瑜：《彝族史稿》，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3頁。

[66]徐盈：《獨立玀玀》，《中學生》1939年第4期。

[67]張廷休：《苗夷漢同源論》，《中央周刊》1939年第1卷第33期；《再論夷漢同源》，《西南邊疆》1939年第6期。

[68]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編：《國民參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1939年8月），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六十一輯》，第171頁。

[69][70]徐盈：《獨立玀玀》，《中學生》1939年第4期。

[71]張鎮(zhèn)國：《差徭問題總論：廢除康區(qū)烏拉制度建議書》，《康導月刊》1940年第2卷第5期。

[72]劉文輝：《劉自乾建設新西康十講》，建康書局1943年版，第368頁。

[73][74]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重慶中華書局1945年版，第18、67頁。文中所引該書皆為此版本，下同不贅。

[75][76]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第57、31頁。

[77]《川康建設方案全文（下）》，《康導月刊》1939年第2卷第4期。

[78]徐盈：《西昌及其四邊：西康踏入追記》，《川康建設》1943年第1卷第2、3期。

[79]徐盈：《西昌及其四邊：西康踏入追記》，《川康建設》1943年第1卷第2、3期。

[80]“炕知”和“那切”是彝族小學生的名字，徐盈曾經(jīng)在位于西昌的一個叫作“四十八甲”的彝族村莊開設的小學——烏龜堂小學里見到過他們。在《漢夷一家》中，來自彝族富戶的炕知搖身變作了彝工小隊長，窮戶那切則變成了被總隊長誤傷的老彝工，作家在這兩個小說人物的設計上別具匠心，參閱徐盈《獨立玀玀》，《中學生》1939年第4期。

[81][82]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第20、10～11頁。

[83][87]徐盈：《戰(zhàn)時邊疆的故事》，第8、40頁。

[84]《川康建設方案全文（下）》，《康導月刊》1939年第2卷第4期。

[85]劉文輝：《劉自乾建設新西康十講》，第140～142頁。

[86]徐盈：《西康——抗戰(zhàn)中的新省》，《中學生》1944年第82、83期合刊。

[88]徐盈：《西昌及其四邊：西康踏入追記》，《川康建設》1943年第1卷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