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加快的城市化進程，正在重塑社會結構。大規(guī)模人口流動和城市擴張，不僅對經濟發(fā)展有著重要影響，也引發(fā)了深刻的倫理文化嬗變。新世紀以來，作家的寫作逐漸聚焦規(guī)模龐大、節(jié)奏緊張的都市生活空間，探討當代人如何面對競爭加劇、技術迭代、消費主義的生存情態(tài)，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碰撞、道德焦慮和倫理困境。階層分化、家庭解體、代際沖突、技術依賴、環(huán)境危機等主題，都關涉?zhèn)惱韺用娴呐蟹此?。對都市生活中日益加劇的生存、心理和精神壓力，以及由此帶來的人性、家庭和社會倫理危機的洞察，成為城市文學倫理敘事的核心指向。

一

新世紀城市發(fā)展與文學倫理敘事形態(tài)

城市化及隨之而來的人與城市關系的改變，不僅為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新的敘事內容，生成了新的敘事范式，而且?guī)砹诵碌膫惱眍A設和道德評價風險。新世紀文學中的城市，既是市民生活空間，也是公共文化場域、個人情感容器和時代記憶裝置。作家通過對多元人群的社會關系、交往沖突和心理圖景深描，來揭示了社會轉型進程中，生活表象背后的倫理深度。經過數十年高速城市化，文學敘事不僅在回應社會生活整體變遷、局部生態(tài)、微觀生活細節(jié)等方面，表現出豐富的審美品質和巨大的創(chuàng)造力；而且超越時間和地域局限，呈現出共時性與多元化、日常性與大眾化、歷史性與全球化等特征。

（一）城市化進程與文學敘事的倫理維度

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不僅重塑了社會結構，帶來社會階層分化、文化價值觀更新、生產生活方式變革，也深刻地影響著作家的身份構成、思想觀念和創(chuàng)作方向，包括題材選擇、敘事策略和審美范式生成等。文學作為城市化進程的動態(tài)見證，既是反思現代性的重要媒介，也是回應社會發(fā)展、文化演進和生活變遷的重要載體。城市發(fā)展形成新的階層劃分和共同體想象，城市文學也在“加速社會”的碎片化中，不斷重構能夠自洽的敘事倫理，直面城市化帶來的物質與精神碰撞，通過在地性書寫和跨媒介實驗，繪制更具連續(xù)性、包容性和精神深度的文化圖譜。首先，城市新階層的崛起帶來了敘事倫理的復雜性。隨著城市化程度不斷加深，“新中產”這一社會群體的經濟關系、文化趣味和身份焦慮，成為文學書寫的重要主題。但為中產階層畫像的關鍵是，揭示其既渴望穩(wěn)定又面臨不確定性的脆弱與懸停狀態(tài)。李洱《應物兄》（2018）的關注點是知識分子遭遇的現實困境，面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潰敗、欲望淪陷、文化畸變，以及不斷動搖的道德根基和倫理認同，以儒學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無疑是虛幻的。其次，城鄉(xiāng)之間的流動性帶來新的文化倫理融合與離散。城市化導致大量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價值觀沖突成為文學書寫的重要主題，進而表現為城鄉(xiāng)文化碰撞下的個體困境與身份迷失。同時，鄉(xiāng)土文化的柔韌性并未消失，而是以“回不去的故鄉(xiāng)”或“新鄉(xiāng)土”形態(tài)與城市敘事構成對話。趙本夫《無土時代》（2008）以土地和農耕情結對抗城市的急劇擴張，以重申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來完成對現代文明的深度反思。羅偉章《誰在敲門》（2021）中春明同樣背負著親情倫理、鄉(xiāng)情道義和個人自由的尖銳沖突，以生死回響叩問時代難題。另外，全球化與都市空間多元性也帶來了隱形的文化倫理沖突與超越。城市作為全球交往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場域，在空間建構和功能區(qū)分方面不斷更新，人與城市、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結構關系隨之調整，城市敘事的時空設定也在不斷拓展。比如，南翔《洛杉磯的藍花楹》（2018）通過一場跨國戀，把文化沖突、代際沖突和倫理反思融入市民生活肌理。

新時期文學在告別革命意識形態(tài)后，依然懷有強烈的道德訴求，20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討論，新世紀初的新左翼文學思潮論爭，都包含了倫理道德層面的追問和質疑。近20年來，面對市場經濟、技術推進與多元價值觀沖擊，社會層面表現出道德的不確定性，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迭代更新，都帶來了倫理層面的諸多挑戰(zhàn)和困擾。城市敘事在價值判斷上不斷讓渡，作家很少給出道德裁決，反而保留更多懸念，讓情境本身成為“倫理提問”。這種開放式倫理敘事，體現了當代社會“價值迷失與再建”的現實心態(tài)，也表征了數字時代精神幻象與生存真實疊加的審美趨向。

（二）城市擴張與“他者”視角的倫理想象

城市空間擴張，加劇了人與“他者”的相遇。喬爾·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概括城市的三大特性為“神圣”“安全”“繁榮”。列維納斯強調對“他者”的責任先于任何社會規(guī)則，主體性的原初狀態(tài)就是倫理的，時刻與責任擔負關聯在一起。當人面對“他者”的面容時，就會產生一種無限的、先于一切制度的道德責任（1）。當代城市生活，人經常需要直面超出其社交圈子之外的“他者”，街上的陌生人、被漠視的鄰居、農民工、推銷員、外賣小哥等。這些“相遇”在文學中的出場，往往意味著主人公在面對“他者”的瞬間，人性被喚醒或面臨新的考驗。通過這一視角，我們可以考察當代城市文學如何處理“面對面情境”中的道德慣性，承認“他者”人性的重要倫理意義。城市敘事日益聚焦此類邊緣或外來者視角，大量作品寫到進城務工人員、小販、出租車司機，甚至違法者的故事，通過放大他們的困境，揭示人們對“他者”的忽視與剝奪。此類作品既可提供道德自覺與理解的同情，也強化了對社會結構與個體處境的反思。比如，徐則臣的“京漂”系列小說，通過主人公在北京城的游蕩，折射出底層與主流之間巨大的精神張力與道德溝壑。城市敘事憑借不斷拓寬“他者”與“我在”的倫理邊界，試圖激發(fā)更具包容性的道德想象。

城市化進程帶來深度的自我懷疑和“他者焦慮”，生存“內卷”強化了時空體驗的異變與重構，本質上是主體性在技術理性與資本邏輯雙重規(guī)訓下的異化產物，“加速社會”的時間暴力進一步瓦解了穩(wěn)定的意義框架，使得個體在流動的現代性中既無法確定自我存在，又因過度競爭將“他者“視為威脅鏡像，最終形成“自反性焦慮”的閉環(huán)，即對自我價值的懷疑投射為他者的壓迫性存在，同時反向強化對自身匱乏的確認。這種困境揭示了現代性承諾的悖論，即解放的工具最終構筑了新的牢籠。比如，魯敏《奔月》（2017）中的小六把自身從既定社會秩序中移除并置換為新“我”，而原有的“我”就成為“他者”。對于賀西南而言，小六也變成了陌生的“他者”。這種線性時間分割出來的平行時空，強化了自我背反的倫理糾纏，隱喻更多個體在高速城市化中的隱匿與尋找、分裂與更生。

（三）城市文化的審美表現及倫理敘事新變

地緣差異生成不同的城市經驗、文化認同、情感積淀和倫理關系，城市敘事提供了想象和打開城市的審美方式。作為對經濟全球化回應的城市敘事，倫理秩序和社會結構的拆解重組，城市發(fā)展中的地方經驗、地方文化，人的倫理處境與城市文化心理、反差序格局，共同構成了人與城市共生的在地性寫作。城市文學敘事風格也在分化和演變。作家通過隱喻、象征或魔幻荒誕手法，揭示社會生態(tài)與政治倫理、人的異化與現代性反思、后現代精神解構與消費主義困境等，進一步深化并拓展了現實主義敘事空間。部分作品書寫城市年輕群體的個人主義與社會疏離、情感冷漠與主流偏離、反理想主義與信念消解，貼合城市大眾的真實情緒，也間接體現了文學的道德反思功能。

隨著城市化程度不斷加深，社會生活進入全媒體時代，都市文學的題材和文體形式日漸多元化。犯罪、懸疑、科幻等元素以疊加的形態(tài)進入都市文學創(chuàng)作。海飛、李修文、田耳、王棵、王十月、陳楸帆、畀愚等作家跨界從事影視編劇或專注類型小說寫作。這種融合進一步塑造了都市倫理敘事的表達方式。而且，城市文學倫理敘事不再局限于傳統(tǒng)“嚴肅文學”版圖，類型文學在消費性之上不斷拓展生命哲學和倫理思考空間。一方面，類型小說依然追求可讀性與新奇感；另一方面，其對社會弊端，乃至人性陰暗面的剖露，也常承擔尖銳的道德批判功能。

倫理敘事學關注敘事如何傳遞某種價值觀念或彰顯道德價值，從而引導讀者思考相關倫理問題。與抽象哲學思辨不同，文學中的道德探討往往通過人物和故事呈現。城市人口結構調整和生活節(jié)奏不斷加快，帶來城市敘事在結構和視角上的自覺調整。文學作品中常見的多線敘事、人物群像交織、極繁主義、反傳奇的日常流、獨語體、非線性時間推進、滾屏式對話等手法，是對城市“多聲部現實”的回應，以及反邏輯和知覺化敘事的路徑探索。文學作品對道德問題的探討也更傾向于多視角呈現，而非由全知作者居高臨下地給出單一答案。這種敘事上的開放性與碎片化，也印證了在大都市里彼此差異極大的群體間難以達成統(tǒng)一的價值判斷。作家對城市景觀變遷的記錄，對城市生活細節(jié)的捕捉，對都市人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情感世界的洞察，也為城市化歷史留下了文字紀念館。

二

作為歷史記憶和文化鏡像的城市文學倫理敘事

城市是人類的生活場域、文化生產和交流空間。作家通過對城市歷史記憶和個人生活史的書寫，強調時代變遷與個人命運交織所引發(fā)的倫理沖突。作家通過追溯城市記憶，直面?zhèn)€體背負的精神創(chuàng)傷，在被打開的生存魔盒和認知框架內重塑文化認同，延伸為與人的存在密切相關的意義生產和道德思考。

（一）城市歷史與時代肌理的倫理溫度

新世紀城市文學本質上是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多重矛盾的回應，既批判工具理性、物質主義、發(fā)展至上理念對人的異化，又試圖在歷史規(guī)律與現實境遇、技術進步與人文關懷、社會約束與個體自由的互動中尋求折中與調和。其核心在于，通過文學想象，把城市從提供生產流通的物理空間，轉化為承載文化記憶、倫理反思與人性溫度的精神場域；通過歷史敘事、民族敘事、民間敘事中的城市記憶、倫理沖突和文化重塑，書寫城市自身的發(fā)展史，以及城市化進程中人的變遷史。同時，城市作為特有的文化容器和記憶裝置，也保存了日常生活美學和都市景觀美學的發(fā)生及演進。

新世紀城市文學通過多維的時空重構、宏觀的時代象征及細碎的日常審美，建構了獨特的倫理話語方式。其中既包含對傳統(tǒng)人倫關系的反思，也體現了個體與城市相互內置的復雜動態(tài)。城市文學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間的形構，而是將城市視為承載現代化意識的“主體空間”，通過“器物層”（工業(yè)區(qū)、地鐵站、大型商場、酒店、咖啡館等）與“人性層”（市民精神、情感關系、文化認同、數字分身等）的雙重視角，展現空間的文化象征意義。例如，王松《煙火》（2020）通過繪制市井百工與平民生活圖景，構建了一套扎根于民間傳統(tǒng)的倫理敘事體系。一方面，人際互助與恩怨分明體現了急公好義的民間倫理精神；另一方面，傳統(tǒng)倫常的現代商業(yè)倫理的碰撞，揭示了民間社會對仁義的樸素堅守與對惡的本能抵制，最終在歷史斷裂中延續(xù)人間煙火背后的倫理韌性，勾勒出民間社會生生不息的文化圖景。

城市文學尤其關注老城區(qū)、弄堂、城中村等空間，將其作為地域文化倫理書寫的載體。比如，梁鳳蓮的《西關小姐》（2005）和《東山大少》（2009）寫舊城改造，試圖在時間斷裂中建立連續(xù)性倫理，通過飲食文化與城市風情傳遞城市懷舊情緒，以及由文化倫理認同維系的情感共同體。在“老城”與“新區(qū)”的對照中，生與死、罪與罰等主題伴隨城市更新得以彰顯。再如，蘇童《黃雀記》（2013）以少年強奸案為引，展現小人物命運糾葛，探討罪與罰、救贖與希望，老街巷的拆遷與新城區(qū)的興建，塵封的恩怨與罪惡浮出水面，引發(fā)因果報應式的悲劇與救贖，傳統(tǒng)倫理秩序在都市劇變中不斷解體與重組。

新的倫理期待在市井煙火的流動性中得以復活，進而實現歷史與當下的對話?，F代城市文學通過“雙城”模式（如滬港兩地）、城中城模式（如上海租界），揭示時空錯位及新舊拼貼，在調和中西沖突中，提供現代意義上的倫理實踐。李永東指出，近代城市的“雙城”結構（如東方巴黎上海）體現了文明失衡，而中國式現代化需通過文化調和消解這種分裂（2）。比如，夏商《東岸紀事》（2016）以浦東的歷史變遷為對象,以小人物的命運悲歡與大時代的動蕩變遷為坐標,繪制了一幅色彩斑斕的都市“清明上河圖”,浦東的前世今生，大上海的整體和局部，社會生態(tài)、精神生態(tài)、文化生態(tài)，交織成了立體的民間倫理形態(tài)，其中包含著復雜的道德話題及人性考量。

（二）城市發(fā)展與精神記憶中的倫理沖突

作家在城市歷史與時代肌理層面，通過把城市記憶融入個人成長、人際沖突、階層重置，在政治倫理、經濟倫理、家庭倫理、文化倫理嬗變的大背景下，揭示宏大的歷史演進和時代發(fā)展中的深層倫理動因，以及對個體生活的隱形影響。比如，遲子建《煙火漫卷》（2020）通過哈爾濱的城市煙火與凡人悲歡，直面社會對邊緣群體的道德偏見，又在婚姻危機中反思現代女性的倫理角色，展現“自救”與“渡人”的雙向救贖路徑，以“苦難為紐帶”串聯起群體的救贖實踐，最終在人物的相互扶持與自我覺醒中，完成了對人性善的再次確認與倫理秩序的重建。

城市化帶來的孤獨感催生了“都市閑逛者”與“精神突圍者”，漂泊與突圍主題因而帶有現代文化反思意味。城市文學通過“街區(qū)漫游者”和“歷史失蹤者”，寫出個人的邊緣情境、道德困境、疾病困擾、創(chuàng)傷隱喻和精神遮蔽。這些作品聚焦于游走街頭卻消失于宏大歷史敘事深處的人物。他們往往身患疾病或背負創(chuàng)傷，其個體遭遇成為城市精神病癥的隱喻。比如，弋舟《劉曉東》（2014）有兩個主要維度，即個人之死與時代之思。小說敘事空間、城市具象空間、人物內在心理空間，統(tǒng)攝于精神探索、時代病象及人性觀照，通過疾病和災難等元素將個人創(chuàng)傷與時代創(chuàng)傷疊合，思考靈魂的丟失與復得，時代的質疑與省察，“都市漫游者”形象作為對宏大歷史敘事的反撥，揭示個體生命不可忽視的倫理價值。再如，路內《霧行者》（2020）和賈平凹《暫坐》（2020）則聚焦個人命運與城市歷史脈絡的內在關聯。其中《霧行者》寫時代迷霧中行走的人們在尋找自我價值與意義的過程中，不斷面臨道德困境與抉擇，揭示社會倫理觀念對個人的塑造及影響，反映出特定時代人性的復雜。城市化進程中的時空觀異變呈現為“時空壓縮”（3）與“空間同質化”的雙重效應，由此引發(fā)身份倫理的流動性困境：當血緣、地緣的穩(wěn)定坐標系被職業(yè)、消費等臨時契約所取代，個體被迫在多重社會角色中持續(xù)切換，導致自我陷入“液態(tài)身份”（4）的重構危機；傳統(tǒng)共同體中的責任倫理與都市陌生人社會的權利邏輯形成對沖，人們既渴望掙脫傳統(tǒng)倫理的束縛，又在契約理性的工具化交往中遭遇歸屬感匱乏。這種時空異化與身份懸浮，最終指向現代性承諾中個人自由與存在意義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三

超越經驗主義的現代性追問與啟蒙倫理自覺

如果將新世紀文學創(chuàng)作和發(fā)展放置在中國城市發(fā)展的時間軸（房地產熱、獨生子女政策后遺癥、數字革命等），以及公共倫理話語（市場經濟下的“道德危機”、年輕人不婚不育、網絡暴力、虛擬世界多重人格等）中加以考察，就會發(fā)現，現實語境對于理解文本至關重要。新世紀初城市文學所呈現的倫理沖突與既往寫作明顯不同，即在現代性語境下對社會倫理問題的批判性審視和反思，強調文學超越經驗主義的局限，直面都市生活中的精神危機和價值缺失，以喚起讀者對人性與社會正義的重新思考。

（一）精英視角的社會病象

新世紀城市文學在社會問題和文化反思方面，常聚焦職場競爭、貧富差距、情感疏離、環(huán)境破壞等問題，有意強調道德缺失或精神危機，通過多元敘事策略，將精英病象書寫作為城市化進程中不可忽視的精神癥候。這既是對現代性困境的文學診斷，也構成了對精英文化自身的解構。倫理敘事的文化批判主要針對人的異化，指向城市競爭規(guī)則背后的反人性邏輯。

都市社會病癥表現為中產階層的抑郁癥、“新移民”的孤獨癥、知識分子的精神焦慮癥。中產階層在物質圍困中擺脫不掉心靈空虛與精神壓抑，“新移民”在新環(huán)境中感受文化隔膜下的孤獨，知識分子在急劇變化的時代中陷入理想幻滅的焦慮。比如，葉兆言《我們的心多么頑固》（2010）描繪了都市中產階層內心的荒蕪、矛盾和掙扎，雖衣食無憂，卻深陷無意義感和頑固執(zhí)念的痛苦中，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價值產生懷疑。再如，蔡東的《朋霍費爾從五樓縱身一躍》（2016）和《天元》（2018）寫到人的多重困境，出走和死亡都是對環(huán)境的反抗。陳飛白是一個留在舊時光里的人，但這個世界追求一步致勝，而她愿意留在安靜的生活里慢慢體會活著的味道，逃避競爭和求勝是希望重新厘定這個世界的內在秩序，是從時代旋渦中放逐自我。

“精英病象”深刻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知識階層、中產群體的精神困境與異化狀態(tài)。精英階層在高度分工的社會中，身心割裂為碎片化的符號，出現“功能性異化”。這種異化反映了精英階層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身份焦慮，他們既是規(guī)則的制定者，又是被規(guī)則異化的囚徒。比如，魯敏的都市小說直面當代人的心理創(chuàng)傷和精神隱疾，《暗疾》（2005）就包含了多種身體上和心理上的疾病，算是暗疾系列的標志性文本。魯敏寫狂人、病人、孤家寡人、心智失序之人、頭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細致描寫他們的可憐、可憎與可嘆，而他們的病態(tài)每增加一分，她對他們的感情便濃烈一分。城市文學還將“精英病象”延伸至技術異化領域，如韓松《地鐵》（2010）將地下交通系統(tǒng)異化為都市焦慮的實體化空間，陳楸帆《人生算法》（2019）探討算法對人際關系的重塑。這些作品揭示精英階層在技術崇拜中的自我物化，他們既是算法邏輯的操盤手，又是被數據規(guī)訓的對象。

（二）消費主義批判與現實關懷的難度

消費主義帶來了個體的精神異化、身份迷失、人際關系疏離。新世紀城市文學通過對消費符號、資本邏輯、技術操控的批判性審視，揭示物欲膨脹與道德崩壞之間的張力，以及人性在消費主義浪潮中的掙扎與突圍。如東西《篡改的命》（2015）是金錢權力對人性的考驗，也是家庭倫常的物化和撕裂?？缭匠青l(xiāng)和生死，汪長尺雖然篡改了兒子的命，卻無法真正擺脫身份的枷鎖，消費主義最終憑借摧枯拉朽的破壞力完成了對成功標準的格式化。

梳理城市敘事中的啟蒙立場與倫理關懷，“亦如近現代以來的文學倫理思想變化與城市化的關系那樣，當代文學在呈現現代、后現代城市倫理內涵的時候，絕大多數也屬于一種相悖式的呼應，這些文學審美上的現代性也許可以涵括所有呈現現代、后現代倫理思想的文學文本，那是一種反思性的現代倫理”（5）。王安憶《匿名》（2016）通過一場荒誕的綁架案與深山生存境遇，構建了關于身份消解、記憶重構與倫理秩序崩塌的現代寓言。主人公意外墜入原始山林后，在失憶與語言能力退化的困境中被迫剝離社會身份。其與山民、綁匪及自然的關系不斷挑戰(zhàn)既有倫理規(guī)范，暴露出文明社會以契約、血緣構筑的倫理體系在野性生存邏輯中的脆弱，又通過“匿名者”在蒙昧與文明間的掙扎，揭示人性深處未被規(guī)訓的倫理自覺。都市與山野的雙重空間對照，暗喻現代人在技術理性與物質異化下逐漸“匿名化”的倫理危機，最終以主人公回歸都市后仍無法重建身份認同的荒誕結局，叩問當代社會個體在倫理秩序斷層中的存在困境。

作家始終在關注物欲時代的倫理正義與道德重建，物質至上的價值觀導致倫理正義缺失、人文精神缺位，物質極度匱乏帶來嚴重的心理失衡和精神異變，都是城市敘事反思和批判的著力點。當主體性對象化為“物”，社會關系、家庭關系、人與自我的關系，都在走向異化，人們不得不面對更深刻的倫理困惑。比如，趙德發(fā)《人類世》（2018）的主旨是警示人類正面臨生態(tài)危機、信仰危機、誠信危機、情感危機，甚至種族繁衍危機。孫參的商業(yè)帝國覆滅，焦石對科學研究矢志不渝，意味著人類文明的兩個發(fā)展方向。田思萱和孫參努力去填平那個象征消費主義欲望的大坑，代表作家節(jié)制物質欲望、重建精神信仰的文化倫理立場。當代中國城市文學中的倫理敘事，是社會急劇轉型中的人際關系、思想狀況、精神情感的鏡像。把道德思考植入城市日常生活敘事，一方面真實反映當代人的倫理焦慮與沖突；另一方面也召喚讀者共同思考未來可能的價值選擇。文學的道德力量在其與倫理之間的深層對話，倫理敘事借助人性觀照與社會解剖，不僅讓讀者面對“什么是自由”“何為責任”“如何追求正義與善”等抽象問題，同時思考在當下城市生存境況中，回答這些問題的可行之道。

文學是“社會想象的倫理實驗室”，通過可能的道德選擇及其后果，讓讀者一起參與對“如何生活”的追問。隨著城市形態(tài)與社會結構的演進，這種對道德問題的不斷追問與演繹也會持續(xù)。在超大型社會里，城市化進程形成無限的新情境與新矛盾，而倫理敘事將繼續(xù)在文學中扮演啟迪、批判與療愈的關鍵角色。歸根結底，城市文學不只是藝術表達，更是引導人們共同思索城市道德困局與可能出路的伙伴。畢竟，無論城市如何更新，其核心問題始終是在這座城市里，我們應當如何更好地相處與生存，誰又是我們要承擔責任的“他者”？正是在這些問題的回響中，城市倫理敘事展現出持久的思想活力與文化意義。當然，如果站在一座城市的地標建筑上極目遠眺，不難發(fā)現，人類從未像今天這樣，對未來充滿如此多的想象和不確定性。

注釋：

（1）列維納斯認為，“他者”顯現自身的方式躍出了“我”關于“他者”的觀念，并將這種顯現自身的方式稱為“面容”，指向的是一種整體性意義上的“出現”，一種具有倫理性意義的顯象概念。見〔法〕伊曼努爾·列維納斯：《總體與無限：論外在性》，朱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

（2）2024人文城市研究跨學科學術共同體學術研討會上，李永東以“‘雙城市’模式的文明失衡、新舊沖突與中國式調和”為主題，探討城市在權力與文化上的雙重性質問題。

（3）哈維的時空壓縮，指的是時間割裂成無數的當下，歷史感和未來感削弱，現存就是全部存在，去除了時間的邏輯鏈條和深度，我們體驗到的是無限的當下時間的疊加。見〔美〕戴維·哈維：《后現代的狀況——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閻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4）鮑曼以“液態(tài)”來比喻現代社會的個人處境，在液態(tài)現代社會，不再有永恒的關系、紐帶，人際間互有牽連，但不再著重緊密相扣，可以隨時松綁。見〔英〕齊格蒙特·鮑曼：《流動的現代性》，歐陽景根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

（5）唐詩人：《城市倫理與文學倫理——相悖式同構史》，《南方文壇》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