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觀瀾·讀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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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流層讀書會由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平發(fā)起，通常以一部作品為楔子，圍繞某一主題由此放開說去，不限于單一的作品本身。一般討論成果會整理發(fā)表于公眾號“送你一朵花戴”，公眾號后續(xù)會開放評論區(qū)留言功能。對流層是大氣層的最底層，其中生成的每一陣風、每一滴雨都與大地上的人們息息相關，一如文學。

何平（主持人語）：這期我們共讀討論的是祝勇新作《國寶》，這部作品選取了戰(zhàn)爭年代故宮文物南遷的歷史背景，值得關注的是作者開創(chuàng)性地使用了“器物敘事”這一寫法，讓沉默的古物成為歷史風暴中的敘事主體，能夠相對細膩地敘述凝固塵封又錯綜復雜的的歷史、器物下的暗流，足見其筆力，值得我們深入討論。

@劉樂西：

好的，那我先總攬來講。放眼全文，這部作品的立意是相當之高的，作者祝勇以故宮人記故宮人、以文物史憶血淚史的筆觸撰寫了這本長河巨著，其時間跨度之長、地理疆域之廣、文化內(nèi)涵之豐，堪稱中國當代文學在歷史敘事與文化傳承領域的一次珍貴探索。作者懷揣對文物的赤子之心和對前輩的深切追念，復現(xiàn)了抗戰(zhàn)烽火中故宮文物萬里南遷的真實圖景，將磅礴滄桑的近代中國在讀者眼中徐徐展開。

小說的整體布局獨具匠心，如同一幅流動變化的“清明上河圖”，既通過文物的南下和西進展現(xiàn)橫跨整個中國的大場景，也通過人物命運的浮沉聚焦監(jiān)獄、醫(yī)院等小社會，既呈現(xiàn)了以那文松、馬橫嶺為代表的文物守護者群像，又刻畫了以那文柏、藍星宇為代表的正面戰(zhàn)場將士群像，而梅遇影和那小簠顛沛的尋親之路，更是千千萬萬流離失所老百姓的真實縮影。小說的敘事手法靈活多變，兼用倒敘和插敘，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時而用全知視角交代故事背景，時而用限知視角增加故事懸念，營造出跌宕起伏的閱讀張力。詩詞歌賦、戲曲念白自然地融入文本，直接參與人物塑造和情感表達，高潔偉岸或虛與委蛇，念國懷鄉(xiāng)或寧死不屈，作者都以切近的文學作品與之形成映照，使小說呈現(xiàn)出濃郁的文人氣息。

相較其他以抗戰(zhàn)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國寶》的特殊價值在于實現(xiàn)了文物科普與史詩敘事的并重。作為一部以故宮文物南遷為視角的小說，青銅重器、周秦石鼓、《富春山居圖》、《雪江歸棹圖》等國家重點保護文物，在書中都伴隨情節(jié)的推進漸次出場，借人物之口加以詳盡介紹，與故事本身并不突兀。在第二部《萬里河山》中，隨著文本地理空間的不斷擴展，文物遷移路線上的西安、漢中等歷史文化名城也成為敘事的重心，作者以主角團的第一視角帶領讀者沉浸其中：仰望大雁塔的恢弘燁然，品嘗西鳳酒的清冽甘甜，親歷蜀道的崢嶸崔嵬，感受大渡河的駭浪滔天……這種如電影鏡頭般流暢切換的敘述方式，反映著作家祝勇與紀錄片導演祝勇二者身份融合的痕跡。

《國寶》用六十萬字的鴻篇巨制完成了對“故宮精神”的深刻詮釋與深情禮贊，這種精神既體現(xiàn)在故宮人對文物細致入微、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無私守護上，也體現(xiàn)在故宮人對彼此惺惺相惜、薪火相傳的深厚情誼上。祝勇在采訪中說：“希望寫出不同人在時局里的選擇”，于是我們可以看到，摹畫高手郎山岳在生命危懸的時刻將《松柏寒盟圖》真跡交還故宮，峨眉的百姓自愿拆除祖屋的橫梁搭建防火“隔離帶”保護文物，《國寶》的偉大之處就在于，它揭示出了“故宮精神”從來不只生發(fā)于故宮人的身上，守護文明火種、捍衛(wèi)民族尊嚴的“故宮精神”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脈之中。

@樊文歆：

從戰(zhàn)爭小說的創(chuàng)作上看，作者都有各自的背景、考量，因此所采用的取景框也不盡相同。比如，宗璞的《野葫蘆引》著重表現(xiàn)知識分子在戰(zhàn)爭中的抉擇，老舍《四世同堂》的重心則是北平市民的生活際遇。在故宮工作多年的祝勇將小說《國寶》的關注焦點集中于故宮人的文物南遷歷程。山河破碎的情勢下，文物搬遷工作無法一蹴而就?！秶鴮殹分械臄⑹驴臻g總體上也是隨著故宮前輩轉移古物而發(fā)生變化，呈現(xiàn)出“北平-南京-徐州-西安-寶雞-成都-重慶-宜賓-嘉定”的“溪山行旅”軌跡。早在《寶座》之中，祝勇已經(jīng)將涉及古今、中外的時空變換技巧運用得十分嫻熟。八年之后，陳曉明主編的《非虛構文學：上下卷》收錄了祝勇的《寶座》。在《寶座》的開頭，作者提到：“或許，正是因為它太公開，反倒成為我的盲點”。祝勇的《寶座》被視作經(jīng)典的“非虛構”作品也事出有因，他在《寶座》中的寫作確實是處于不斷“發(fā)現(xiàn)”的過程，發(fā)現(xiàn)了習見的御座，并發(fā)掘了其背后所隱藏的內(nèi)容。

為了國寶而東奔西走的故宮人，他們的心中并非無牽無掛，個體還聯(lián)系著一個或大或小的家庭，只不過多數(shù)人選擇將離愁埋在心底，而后毅然決然地踏上報國之路。《國寶》有一處征引了《菩薩蠻·平林漠漠煙如織》中的“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憋@然，“歸程”是與當下的行程相對，那文松幾經(jīng)輾轉，始終惦念著遠方的家人，卻又身不由己。于他而言，“歸程”變得遙遙無期。與此同時，妻子梅遇影也陷入無邊無際的思念當中。當那文松舍家為國、身陷囹圄之時，梅遇影畢竟不同于傳統(tǒng)的“思婦”形象，她雖然懷有身孕，仍果斷地展開了尋夫行動。在接踵而至的困境面前，梅遇影又何嘗不是《溪山行旅圖》中的一員？漫漫的路途里，夫妻二人僅是在豆蔡橋偶然地擦肩而過，旋即，又陷入了長期離散的境地。偶然畢竟只是偶然，因為顛沛流離才是必然，是回避不了的常態(tài)。國難當頭之際，無人再去描摹“九九消寒圖”，因為生離死別與家破人亡的情形隨時、隨地上演著。這些事件頻密地穿插在暗無天日的歲月里，織就了難民的悲慘生活。也由于梅遇影“尋夫”這條支線的存在，《國寶》能夠將充分的筆墨集中在敘述普通百姓水深火熱的生活上。在第四卷“饑餓”中，精詳描述了梅家在北平淪陷期間忍凍挨餓、受辱蒙羞的遭遇。那些在刀尖上行走的人們，究竟應該如何活著？這是戰(zhàn)爭拋給他們的共同難題，而《國寶》中的故宮人用行動給出了發(fā)人深省的回答。

@宋毅菲：

我主要想談談作者對于歷史細節(jié)的考據(jù)深度和精準把握，以及當下時間與多重歷史時間交疊的美感。作為一部以故宮文物南遷為背景，讓器物做發(fā)聲主體的作品，作者祝勇對史料和文物知識的敘述相當考究，在此之前，祝勇已經(jīng)參與創(chuàng)作了諸多故宮相關的文藝作品，2023年出版的《故宮文物南遷》（后文簡稱為《南遷》）與《國寶》更是同根同源。因此，在對史料充分考察整理的基礎之上，作為小說的《國寶》為其前身——非虛構作品《南遷》縫進了宏大敘事下更下細密的針腳，這些針腳牽連著更為具體的人和更加私密的情感，在泛黃的檔案與鮮活的敘事之間，作者搭建起一座史料與想象的精妙天平。

書中對《松柏寒盟圖》的鑒定過程學術性與藝術性兼具，細節(jié)密度足見其功力。從謝時臣“直點苔法”到趙孟頫“飛白筆觸”，從管道昇《秋深帖》的“道昇”涂改痕到“子昂”原款顯影，每個細節(jié)均可在《石渠寶笈》中找到對應，甚至對于元代側理紙與澄心堂紙的區(qū)分也足見作者心力。不僅是在鑒定方面，作者對于石鼓運輸方案的描寫也十分具有考古實證價值：棉紙蘸水填縫法可對應到1933年故宮修復檔案；稻草與棉被的七層包裹，與南遷親歷者歐陽道達《故宮文物避寇記》的記載完全吻合。書中梅從云演示瓷器防震測試時碗間填棉的“錯位疊放法”，正是古玩行“窩脖兒的”秘傳技藝。當然，南遷路線作為全文的重頭戲和和核心線索也經(jīng)得起檢驗，堪稱地理標尺。拿浦口站轉駁細節(jié)舉例，文中“悶罐車廂頂架機槍”的描寫，與《戰(zhàn)時鐵路運輸通則》（1933）及津浦路局第71號令中記錄的“文物列車過匪患區(qū)需設車頂警戒哨”的相關描述互為印證。更精妙的是上海法租界庫房選址，天主堂街26號確為仁濟醫(yī)院舊址，其花崗巖地基因承重強被選為庫房，此細節(jié)見于上海工部局工程檔案。祝勇在嚴格遵循史料基礎上，通過合理的文學濃縮，將分散的歷史碎片加工成具有戲劇張力的場景。這種“史實骨架+文學肌理”的創(chuàng)作方式，正是《國寶》歷史書寫的精髓所在。

文物作為時間的物質(zhì)結晶，一絲一理都足夠有味道。在傳統(tǒng)書寫中，文物常成為作者筆下知識的靜態(tài)載體，而在《國寶》的敘述邏輯里，文物則是“沉默的言說者”，釉層與涂料下涌動著被時間封存的生命暗流。這種賦予物質(zhì)主體意識的修辭，賦予了這段歷史全新的活力。我們與抗戰(zhàn)時期文物南遷的時間，文本中南遷時間與文物在匠人手中的生成時間，三層時間相互交疊，突破了線性敘事和二維的紙面文字。就像那文松在獄中憶誦《容膝齋圖》的題詩文、用手指觸摸商周青銅器，在作者的筆下，掌紋與銅銹、獄室與容膝齋之間產(chǎn)生跨越數(shù)個世紀的共振。

祝勇的考據(jù)不是學究式的標本制作，而是讓泛黃的檔案和鮮活的敘事在天平上維持著巧妙的平衡，那些考證精確的籀文篆字，已然從故紙堆中重獲生命。

@徐樂：

“不管過去了多少年，梅遇影依然清楚地記得，丈夫那文松在薄暮中走出家門的那一天，是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睍牡谝痪湓?，很容易令人想到《百年孤獨》的經(jīng)典開頭，然而《國寶》并沒有編寫或構建一段杜撰的歷史，它所書寫的記憶由真實的歷史所構成，沒有消解、沒有重塑，《國寶》所做的是忠實地記錄與細致地填補，在傳統(tǒng)的歷史觀下呈現(xiàn)出一種異質(zhì)化的書寫。

從千年丹青到萬里河山，晚清史、民國史、故宮文物史一直是祝勇的關注重點，在這部鴻篇巨制中，他再次展現(xiàn)出對于歷史與文化的稔熟，小說從“個體-家國-時代”的傳統(tǒng)架構來解讀抗戰(zhàn)時期國寶遷徙的全過程，在真實的空間與時間框架里納入虛構的個體命運，歷史與故事由此形成了互文。人如文物，文物如人，被戰(zhàn)火逼迫遠離故土，構成人與文物以及民族命運的耦合。作者在把握時代全景的同時也為個人的命運留出足夠的空間，用小說的虛構補全歷史的空白：那文松的多次“錯失良機”又屢次因禍得福甚至起死回生的驚險巧合、國寶遷徙途中的千難萬險與周轉斡旋，以及家國宏大敘事下的兒女情長等情節(jié)，既有傳統(tǒng)革命歷史小說的影子，又富于史實的厚重與滄桑；輔之以史家紀實的筆法加強了小說的真實感與現(xiàn)場感：小說的抗戰(zhàn)背景自然地形成抗戰(zhàn)史，故宮人運送文物避亂是為文物南遷史，而那文松與家庭在抗戰(zhàn)之中的苦難遭際則是個人史，三段歷史裹挾于民族存亡的危急關頭，互相纏繞，互相映襯，共同構成了一部民族文明史，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文化與其象征——延續(xù)千年的文物在多方人士的接力與各種因緣際會之下終于得以保存。

祝勇多年以來一直深耕于新散文領域，他并不走入文化大散文的分野，早在《舊宮殿》中祝勇就進行了跨文體寫作的試驗，此作橫跨了小說、歷史研究、散文等多種文體，他試圖將各種文體的優(yōu)勢集中起來，“以求達到某種意想不到的效果”。在《國寶》中，祝勇展示了介于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辯證法，在這種異質(zhì)化的敘述中，故宮的文物被審美挖掘，且得到持續(xù)探索與創(chuàng)造。在這一維度下，《國寶》為器物的文學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歷史小說的書寫提供了新的審美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