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底，甘地應邀在《新生活》（Navajivan）以古吉拉特語連載自傳，翌年由摩訶德夫·德塞（Mahadev Desai）負責翻譯為英語，并經(jīng)他本人和斯萊德女士（Miss Slade）審定，在《青年印度》（Young India）連載。1927年至1929年，印度新生活出版社（Navajivan Press）分上下冊出版了古吉拉特語和英語兩種版本的《我體驗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不同于定價僅1盧布、發(fā)行5版、近5萬冊銷售量的前者，英譯本為8開兩冊、合計超1200頁、定價奇昂的圖書館藏本（Library Edition），直到1940年新生活出版社才發(fā)行普及本，印度以外地區(qū)更遲至1948年才由美國公共事務出版社（The Public Affairs Press）購得版權推出英文本。

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世界范圍內(nèi)風行的“甘地自傳”實為縮改本。有感于歐美社會對甘地的濃厚興趣及原傳記的龐大體量不利于普通讀者，在甘地的授權同意下，查爾斯·弗瑞爾·安德魯斯（Charles Freer Andrews）將43章刪減為23章，又據(jù)甘地的《南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史》（Satyagraha in South Africa）對內(nèi)容略為添補，結尾另加“綜論”，傳記正文前增加詳述成書經(jīng)過的前言和美國牧師約翰·海恩斯·霍姆斯（John Haynes Holmes）所寫的導讀，編撰完成了《圣雄甘地：他自己的故事》（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美國紐約麥克米倫公司（The Macmillan Company）1930年9月推出大32開376頁的平裝本，11月再版，英國喬治·艾倫與昂溫出版有限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同步發(fā)行，法文本也于1931年出版，可見該書作為平價替代版的受歡迎程度。

彼時的中國處于此全球性的書籍環(huán)流之中。1931年即有書評發(fā)表，1932年首種中譯本推出后，截至1936年另有三種新譯本，1948年又有據(jù)法文本轉譯的譯本。與歐美世界讀者僅僅從傳記的角度接受不完全一致，諸多中譯本嵌入嚴峻的民族危機語境，在跨語際實踐中譯者的各式救亡理念以副文本的形式紛紛登場，無法厘清的私人切己之感亦有所釋放，讀者的交互閱讀更是各有所趨，《甘地自傳》由此成為需要認真辨析的時代文本。

一 作為語境的30年代中國

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印度民族解放運動掀起新的高潮。1929年國大黨拉合爾年會決議把斗爭目標確定為完全獨立，來年的1月26日為獨立日，并授權甘地領導開展此次全國性的不合作運動。1930年的獨立日全印度響應號召，舉行游行示威。3月12日，甘地率領志愿者發(fā)起了著名的“食鹽進軍”，拉開運動帷幕，印度人民的反抗斗爭一直延續(xù)到1933年。因其采取不服從形式，史稱“文明不服從運動”。同為追求民族獨立的緣故，中國對甘地領導的此次運動密切關注。大型刊物《東方雜志》通訊類文章就達40余篇，照片26幅；1930年創(chuàng)刊的《中學生》，兩年間登載文章4篇，照片4幅。甘地在各層次的知識分子輿論圈中已是熱點。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甘地迅即與國內(nèi)時事密切掛鉤，為不同的勢力挪用闡釋，成為報刊高頻詞?！吨醒肴請蟆钒l(fā)表社論，通過贊許甘地領導的手紡車運動抵抗英貨的成績，呼吁“國人不必高呼口號，不必列隊請愿，更不必斷指演說，而惟在修養(yǎng)內(nèi)心，團結同志，大題小做，近處著眼，不惟十年之后，可以一戰(zhàn)服人，循此以進，雖不戰(zhàn)亦將無敵于天下”，指出“中國而誠需要甘地”，將非暴力不合作與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潛在通約，為后者申辯。但大敵當前，國人希望的是奮起反抗，周瘦鵑在主編的《申報·自由談》中假托印度人之口駁斥此類言論：“我們印度的非武力抵抗，實在是在甘地先生領導之下作有力量的抵抗。不過不用武力的方式罷了。而如今貴國的不抵抗主義，卻實實在在是束手受侮，絕不抵抗。如何能與我們的非武力抵抗相提并論?！痹趪涍\動的語境下，也有人認為發(fā)明無敵牌牙粉的陳蝶仙、改良愛國布的蘇甲元就是“中國的甘地”，以此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此時的中國對甘地言人人殊，而市面上除羅曼·羅蘭所撰《甘地傳》譯本外，就是自行匯編的言行錄，這在客觀上刺激了普通讀者的求知欲。

自傳在30年代的勃興是另一緣由。胡適結集出版《四十自述》時，在序中語帶驕傲地談到自己開風氣之先：“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我的這部《自述》雖然至今沒寫成，幾位舊友的自傳，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痹娙酥煜鎰t從商業(yè)的角度觀察到：“如今，自傳這一種文學的體裁，好像是極其時髦。雖說我近來所看的新文學的書籍、雜志、附刊，是很少數(shù)的；不過，在這少數(shù)的印刷品之內(nèi)，到處都是自傳的文章以及廣告?！睍r人郭登峰則從域外影響的角度提出：“‘自敘傳’，是現(xiàn)今文壇上最時髦的作品！……這顯然地是受了西洋近代自敘傳文學的思潮之激蕩，而迸發(fā)出來的一種新的浪花?！痹谖逅淖骷易晕覛v史化、出版業(yè)策劃組織、中外文學交融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與新來者分享個體成功經(jīng)歷的自傳書籍成為啟蒙中的新生意。

概而言之，對印度獨立進程的追蹤，九一八事變的刺激，自傳書籍生產(chǎn)消費的文學積聚效應，諸種因素疊加為《甘地自傳》的譯介做足了鋪墊。

二 首譯本及閱讀

1931年1月，出版?？吨袊聲聢蟆返禽d了一則題為《生活周刊社將有〈甘地自述〉一書貢世》的消息：“此書英文原本系Mahama［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 Edited by C.F.Andrews。經(jīng)韜奮君擷其精華，編譯而成，書已付印，俟出版時再行布告?！北藭r復譯現(xiàn)象嚴重，“書已付印”實際是生活周刊社為避免同行競爭的廣告手段。雖然鄒韜奮所譯《甘地自述》最終并未出版，但《圣雄甘地》出版不到半年就有中譯本預告，側證了中國出版業(yè)敏感于世界書籍行情。

9月，《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在第5號刊出了首篇書評。文章以《甘地自傳》為名，正文前的小字體英文“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edited by C.F.Andrew，George Allen & Unwin Ltd，London，1930”，清楚地說明所評版本?！秶⒈逼綀D書館館刊》作為立足中國傳統(tǒng)典籍的學術專刊，新書介紹欄目以推介中外研究為標的，發(fā)表普及性讀物的書評，實屬例外。這篇千字左右的文章，未評議書籍具體內(nèi)容，亦未在傳記文體脈絡中著墨。文章起首倡言中國、印度、朝鮮、菲律賓為東方民族運動的中心，如獲成功，“世界或可以別開一新局面，而成其小康之治”。在四國之中，中國最為重要，是“歐美及東亞帝國主義最后生存之所系”，進而引申“印度之自由平等，則此問題解決之樞機焉。印度如獲自由，中國民族運動之成功，可以平空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之可能”。在認定“今日操縱印度獨立局勢之柄者實為甘地其人”的基礎上，評價此書為“欲知甘地者所不可不讀之書”。根據(jù)署名“明”，判定作者應為字號“覺明”的歷史學者向達，他正擔任北平圖書館編纂委員會委員，負責編輯《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邏輯跳躍的書評說明對向達而言，《甘地自傳》不再僅僅是傳遞知識的書籍，更是可以串聯(lián)亞洲各國獨立斗爭的文化紐帶。

1932年，首種中譯本由明耀五譯出，書名《甘地自傳》，大東書局出版。此譯本未注明源文本，不過該書節(jié)譯了安德魯斯（明耀五譯作“安德魯士”）的前言，再結合其早前在《良友》發(fā)表的節(jié)譯文中有“最近C.F.Andrews又把他歷來的自述，節(jié)編為自敘傳。……此篇系就自述傳節(jié)略而成，雖篇幅所限，不能譯盡，自信大綱要領，卻很少遺漏”的話，可斷定源文本是《圣雄甘地》。

作為上海出版界的活躍人物，明耀五深諳圖書推銷之道，知悉《甘地自傳》的真正受眾是學生群體，因此將第二章“學生時代”改名為《我的學生生活》提前在《現(xiàn)代學生》上刊載?！冬F(xiàn)代學生》作為大東書局旗下的招牌雜志，銷量達三萬之眾，在青年中影響極大?！陡实刈詡鳌氛桨l(fā)行后，雜志更以整頁版面予以推銷。從“這部書是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監(jiān)禁中口述的，故委婉詳盡，毫無虛飾，使讀者感覺著一個純潔不欺的人格躍然紙上做我們修養(yǎng)上一個燈塔”側重人格品性的廣告語，可見大東書局營銷策略的重心所在。孟壽椿所寫的推薦序直接指明此書的教育意義：“這一部書無異是青年們修養(yǎng)上的一個燈塔。尤以在這國難期間，從這部書里，可得到無限的勇氣”；結尾聯(lián)系現(xiàn)實對青年群體發(fā)出行動號召：“嘿！已經(jīng)亡國的印度尚可產(chǎn)生一個持不抵抗主義的甘地，去反抗他們的敵人；我們國難方殷的中華，為什么不能產(chǎn)生一個持抵抗主義的中心人物來代表一種中心思想去反抗我們的侵略者哩”。通過上述傾向性闡釋，青年修身問題成功與國族命運合二為一。此種閱讀指導成為主流，連國立編譯館所辦《圖書評論》刊載的書評亦持相同論調(diào)：“誰也不能否認中國今日尚有青年時代的甘地。我們所缺的是晚年時代的甘地。至于青年時代的甘地，如何得變成為晚年時代的甘地呢？這在《甘地自傳》中間很可看出。”

不過與集體指認青年為《甘地自傳》的目標讀者之舉不相匹配的是，師長輩對甘地思想的理解并不深入。6月，《中學生》在 “世界名家的青年時代專欄”登載了“默之”（夏丏尊）從《甘地自序［敘］傳》抄譯的《甘地》，同期專欄另有馬克思、恩格斯、克魯泡特金、列寧、高爾基、托洛茨基等六位世界名人，雜志編輯不僅未辨析非暴力不合作與無政府主義、無產(chǎn)階級革命、不斷革命論等道路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反而宣布“本期述及的幾個名家恰都是革命者，就把幾篇匯集一起，總題‘革命者的青年時代’”，大而化之的歸類證實了學生類期刊的編輯雖在后五四時期堅守啟蒙救亡立場，但對各種社會思潮缺少學理性辨析，他們對《甘地自傳》的推介自然流于浮泛。與之相比，山東鄒平鄉(xiāng)村建設成員的精讀與實踐則是執(zhí)拗低音。

1932年9月，《鄉(xiāng)村建設》增設“書報介紹”欄目：“現(xiàn)在出版界中，著作或翻譯的關于鄉(xiāng)村問題之書籍甚多，又南北各地作鄉(xiāng)村運動的團體或機關，所出之各種定期或不定期刊物亦甚多，凡留意鄉(xiāng)村問題或正在作鄉(xiāng)村運動的人，都有閱讀之必要，我們愿作介紹功夫，撰一種‘書報介紹’盡量指點給大家。”首期欄目就鄭重推薦明耀五譯的《甘地自傳》，提出“從事于民族自救運動的人，是應手備一部的”，“一般有志向上的青年，也是不可不讀的”，“至于一般作教師的，更是非看不可的”，指認上述三類人為理想讀者。書評人“石方”（即張石方）尤為強調(diào)甘地關于青少年體魄與精神訓練的原則與方法可為有志于改造中國教育的人提供參考，反映了他所捕捉到的《甘地自傳》精髓是青少年教育理念，一年后他主持鄒平簡易鄉(xiāng)村師范學校的工作，更將之與鄉(xiāng)建實踐相融合，體現(xiàn)出本土化的努力嘗試。

作為鄒平鄉(xiāng)建核心的梁漱溟更是反復研讀該書。他與鄉(xiāng)建同志分享《甘地自傳》讀書心得著力強調(diào)自己與甘地共通的對本國傳統(tǒng)否定再肯定的辯證過程：

他這種運動，其民族可謂由死而活。此處我們要注意：他也是慢慢重新找回來的而不是傳統(tǒng)的，最清楚的讓我明白這一點，是在看《甘地自傳》的時候……中國民族精神將來慢慢找回來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再生的，是一個重新認識的，而不是因襲的，傳統(tǒng)的。我看《甘地自傳》之所以特別有領悟，因為我本身也是如此。大家知道我都較晚：有很多人從《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本書上認定我好談“東方文化”、“東方精神”，其實不然，我對東方文化，中國民族精神當初也是唾棄的，后來才慢慢找回來?！懊褡寰瘛边@四個字，在講述《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時尚未發(fā)見，到后來才有所認識。這種發(fā)見，我覺得與甘地很相同。甘地是有民族間的問題壓在他身上，而在我身上也壓了一個大問題，這個問題就是中國政治問題。我在政治問題上用心，才慢慢找出中國民族精神；我要解決很實在的很具體的政治問題，才慢慢地發(fā)見了中國民族精神：這也同甘地一樣，因為他身上有一個大的問題壓著，而慢慢的認取了印度古人的精神。

梁漱溟的共鳴閱讀，根砥是他與甘地之間就各自國家另類現(xiàn)代化探索路徑的對話。1937年日本發(fā)動侵華戰(zhàn)爭后鄒平實驗難以為繼，梁漱溟內(nèi)遷大后方堅持鄉(xiāng)建理想，從抗戰(zhàn)中后期起積極參與現(xiàn)實政治，以民盟代表身份推動國共和談，梁漱溟與甘地的相似之處，甚至使馬歇爾在1946年與他多次接觸后發(fā)出了“或者就是中國的甘地吧！”的感嘆。60至70年代梁漱溟屢次借閱此書，先后完成《讀有關圣雄甘地事跡各書》《為〈甘地自傳〉中兩句話所加按語》兩篇札記，他反復重申“甘地蓋本乎其內(nèi)心真切自覺的良知而動作著”的話，亦可視作他對自己新儒家踐履一生的總結。

雖然存在將“Civil Disobedience”翻譯為“文明抵抗”、封面與扉頁均將“Mahatma Gandhi”誤植為“Mapatma Gand”的瑕疵，但明譯本占得先機，推廣得法，1932年5月初版，10月就再版，次年7月推出第3版，極佳銷量大大刺激了各家出版商。此時的中國出版界依照1903年與美國修訂的《中美續(xù)議通商行船條約》，除“專備為中國人民所用之書籍”享受為期十年的版權保護外，美國一切圖書“可聽華人任便自行翻譯華文刊印售賣” ；加之南京國民政府未加入《伯爾尼公約》，翻譯歐洲國家書籍同樣不受版權約束，因此復譯本紛紛涌現(xiàn)。

三 復譯與復義

明耀五版《甘地自傳》問世后，1933年至1948年的四種新譯本，分別是吳耀宗的《甘地自傳》、向達的《甘地自傳》、南柳如的《甘地傳》與張?zhí)焖傻摹陡实刈詳鳌贰?/p>

吳耀宗所譯《甘地自傳》由青年協(xié)會書局出版，1933年12月初版，1935年6月再版，1948年1月第3版。此譯本封底版權頁有“甘地自傳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原著者 M.K.Gandhi”“編輯者 C.F.Andrews”等字樣，清楚地標明了源文本。

彼時吳耀宗任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xié)會文字事業(yè)部主任，作為下屬機構的青年協(xié)會書局正籌劃“青年叢書”，吳譯《甘地自傳》因之作為叢書的第一本推出。吳耀宗對《甘地自傳》的閱讀與譯介很大程度受其信仰推動，從傳記與吳耀宗序跋的互文可佐證。甘地詳細描述過《登山寶訓》對自己的影響，吳耀宗翻譯如下：

但是《新約》卻給我一個不同的印象，特別是那篇深入我心的《登山寶訓》。我拿它同《紀達經(jīng)》比較。里面說的：“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笔刮耶惓Ｐ蕾p，并使我想起“惠我杯水，報以美食?！蹦且欢卧?。我那穉幼的理解便想把《紀達經(jīng)》，《亞洲之光》，《登山寶訓》各種教訓連貫起來。我想到“克己”這個意思，以為它最能恰當?shù)卮碜罡呒壍淖诮叹瘛?/span>

吳耀宗在《譯后》談初讀《甘地自傳》的體會就特意類比《登山寶訓》：“我在三年前讀了《甘地自傳》的原文以后，便決心把它譯成中文。這本書所給我的印像實在是太深刻了，除了《新約圣經(jīng)》里面的《登山寶訓》以外，我不記得有那一本書曾使我那樣受它的感動?！比绻俾?lián)系到吳耀宗在《一個基督徒的自白》中坦陳自己的皈信源自《登山寶訓》的沖擊——“初次讀到馬太福音里的《登山寶訓》。像閃電一般，這三章書好似把我從睡夢中震撼起來”，不難發(fā)見吳耀宗期待視野中的基督教因子。

同時，作為吳耀宗思想底色另一面的唯愛主義亦深刻地形塑了他對譯介工作的理解：“現(xiàn)在書是譯成了：這不但償了我的夙愿，并且使我得了一種不可言傳的欣悅，因為我覺得翻譯這本書是一件‘愛的工作’……”他的追隨者在書評中也以唯愛主義為框架闡釋甘地主義：“我們以誤傳誤的說他是位不抵抗主義者，卻不曉得他是一位不屈不撓為真理而奮斗的戰(zhàn)士，不過他的爭斗的武器，不是用獸性的暴力，而是用唯愛的精神罷了。”

九一八事變后，吳耀宗發(fā)起對日不合作運動，草擬了一封致基督徒學生團體的公函，提出：（一）用非武力的運動來對付日軍的侵略；（二）對日經(jīng)濟絕交；（三）除兩國人民謀根本解決問題應有之關系外，斷絕其它一切關系。在日本侵略面前，他試圖援引甘地的不合作以緩沖唯愛主義，卻暴露了其思想的內(nèi)在緊張，他被迫承認“不合作一類的辦法，不是徹底唯愛的辦法……至于不合作的方法，已經(jīng)是唯愛的退一步的辦法了”。1937年2月，他辭去了唯愛社中國分部主席之職，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吳耀宗更醒悟甘地的主張在現(xiàn)實中國沒有土壤。1938年底他拜訪甘地，呈送所譯傳記，并就中日問題交流看法，他隨后發(fā)表的訪問記表露了此種轉變：“中國和印度的處境是絕不相同的，因為一個沒有武力可言的殖民地，一個是可以用武力抗戰(zhàn)的獨立國家。我們想：假如甘地生于今日的中國，他會不會還是主張非武力，抑或他會贊成抗戰(zhàn)？……假如他遇到像今日中國的境遇，他也許不得不相當?shù)刈兏姆椒??！?948年甘地遇刺身亡后，吳耀宗公開發(fā)表《甘地不朽》，悼念文字中已宣稱甘地主義不具有普適性，“甘地究竟是個人，究竟是時代的產(chǎn)物，他的主張，不能不受環(huán)境的限制”，他淡化了甘地的政治主張，將甘地的意義定位在個性品質(zhì)，“甘地的所以不朽，不在他的政治見解，而在于他的精神與人格”。此文被吳耀宗用作第3版《甘地自傳》的“增訂本序”，展現(xiàn)了他對甘地思想的取舍。綜上所述，吳耀宗對甘地的迎拒態(tài)度并行于他對唯愛主義的疏離，昭示了他將社會福音再詮釋為歌頌武力以抵抗侵略、支持暴力革命的革命福音的思想轉換，乃至成為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發(fā)起者的人生蛻變。

向達所譯《甘地自傳》，中華書局1934年3月出版，扉頁有“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edited by C.F.Andrews”“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等信息，源文本來源清晰。

向達自敘翻譯工作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完成于1932年一·二八事變期間，語詞激憤：

是四十萬方里的東三省淪陷以后的兩個月左右，我開始翻譯這一部《甘地自傳》；是上海大戰(zhàn)，我們的軍隊退到真茹南翔黃渡，那東鄰的日本還要進陷蘇常的時候，我算把這一部書翻完了。抱著一腔的悲憤，來將這一位現(xiàn)代東方又一幕悲劇的主角，介紹給在不生不死的狀態(tài)之下的我們國民。

他隨后區(qū)分了甘地的非武力與民國政府的不抵抗，“要明白的便是甘地的非武力（Non-violence）主義，同我們的所謂不抵抗，意義截然不同。我們的不抵抗是靦顏事敵，開門揖盜；甘地的非武力是誓死不屈，堅壁清野”，向達將甘地的精神概括為克己復禮：“克己復禮，本來是我國哲人相傳的一種美德。……甘地的政治主張，宗教理想姑且不論，最少這一點克己復禮的精神，是值得我們這些沒羈勒的野馬玩味反省的。”向達解釋他不是衛(wèi)道，他理解的“克己復禮”是抵御外侮時應該具有的犧牲意志與奉獻精神：

我還得聲明一句：我之所以介紹甘地的克己復禮的精神，毫無衛(wèi)道的意味，和有把已死的骸骨重翻出來的打算。我只以為一個人無論相信一種甚么主張，如其不能犧牲一己的小我，以裨益大群的大我，雖有好的主張，也是無濟于事的。

向達將甘地主義高度抽象并等同于中國儒家的克己復禮，再將后者的內(nèi)核置換為侵略戰(zhàn)爭例外狀態(tài)下現(xiàn)代國民應有的心理動員機制，如此簡單直接的化約處理，固然有失嚴謹規(guī)范，卻與前文所述1931年向達以“覺明”為筆名所撰的書評旨歸相互發(fā)明，突顯了危機時刻歷史學人自覺的學術倫理擔當。

日本侵略的加劇讓身居北平的向達考慮南遷家眷，《甘地自傳》的稿酬是他的經(jīng)濟仰仗，據(jù)其1932年致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舒新城信函：

弟之家小在平，殊覺可慮。萬一不幸，難免不成池魚，頗思將其編遣送回湖南，而盤費大成問題。前譯《甘地自傳》承允收采，并為支二百五十元，至為感激?，F(xiàn)此稿已譯完，正在復看，大約本月中旬即可寄奉。唯不知此時貴局是否能支給稿費，又能否稍為破格保擬？懇吾兄便為賜知，以好打算如何編遣。至于個人，不成問題，光桿一條，到處可行。真有萬一，便向中原一走亦無不可也。

上述內(nèi)外文字揭示了翻譯行為本身超越性與現(xiàn)實性的混雜，而多年后《甘地自傳》的序甚至被視為向達的標識被西南聯(lián)大學生寫進了教授簡介：“一位踏實的工作者，引證多不愿意隨便下結論。歷史系教授，曾在敦煌石室作過多年的考古，研究中西交通史，已有世界地位，他是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不信的話，你可以看看他譯的《甘地自傳》，前面的一篇序文把向先生的愛國熱情流露無遺?！?/p>

1936年正中書局所出南柳如編譯的《甘地傳》沒有標注源文本版權信息，僅在譯序中提及：“甘地的傳記，出版的很不少。法國文豪羅曼羅蘭就寫過一本；但這里根據(jù)的是甘地的同志安特烈（C.F.Andrews）所編的《甘地自己的故事》（“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這里面的章段，都是甘地自己所寫的許多文章，安特列不過盡了拼湊的義務罷了?！蹦狭缟矸轃o法考證，疑為正中書局編輯化名。

序中認為“安特列不過盡了拼湊的義務罷了”，諷刺的是，評價用于該譯本更為恰當?！陡实貍鳌穼ⅰ妒バ鄹实亍穭h譯為9章，32開154頁，與之相比，明譯本25開368頁，吳譯本25開334頁，向譯本25開306頁，即使抗戰(zhàn)勝利后所出同樣開本的張?zhí)焖勺g本也達260頁，可見該譯本對原書的刪減幅度。最大變動是南譯本將第一人稱敘述改為第三人稱敘述，文體從自傳體變?yōu)榱怂麄黧w，導致傳記完全失色。五位譯者中，南柳如是唯一標注身份為“編譯者”而非“譯者”的，可知改編是其自認的。20世紀30年代各書的初版本，明譯本與向譯本售價1元2角，吳譯本售價1元，南譯本售價僅4角，價格最為低廉，這是該粗制濫造譯本能與其他譯本并行發(fā)售的根本原因。正中書局作為有國民黨CC系色彩的出版機構，在1937年后各民間出版社因資源緊缺停版之際，因其背景反而沾溉良多，《甘地傳》1941年發(fā)行第2版，至1943年4月推出第5版，南譯本在抗戰(zhàn)時期的正常流通，顯見出版社的謀利動機。

抗戰(zhàn)結束以后，世界書局于1948年5月出版了張?zhí)焖伤g的《甘地自敘傳》。此譯本同樣未注明源文本信息。張?zhí)焖稍诎嫌浿姓f明系根據(jù)《圣雄甘地》法譯本，并參考日譯本和吳耀宗譯本完成：“我編譯這一部《甘地自敘傳》，除了根據(jù)喬治德卡米爾女士的法文重譯本以外，還參考高田雄種氏的日文譯本《真理探究者之手記》，可惜我對于日文是門外漢，不過我采用不少日文譯本中的漢文名辭?！詈蟮膸渍拢冶銋⒖紖窍壬淖g本，和法文譯本互相對照，獲得不少的益處?！?/p>

張?zhí)焖梢怨P名“張若谷”更為人所知，作為活躍于20世紀20至40年代上海文壇的作家，相比于前面幾位譯者，他人脈深廣，譯本雖然晚出，推薦陣容卻十分豪華。天主教南京教區(qū)副主教牛若望、世界學院中國學典館館長楊家駱、印度阿特里亞教授均應邀為之作序，加上安德魯斯原序，羅曼·羅蘭法文版序，以至于“篇首序文之搜羅齊全”成為該書的一大賣點。

張?zhí)焖勺躁惙g緣起與抗戰(zhàn)時期的入獄經(jīng)歷密切有關：

距今七年以前，我突遭災厄，被禁錮在上海歹土一角的魔窟里，備受虐待，前后住過四個牢獄，飽嘗了四個多月的鐵窗風味。直到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日釋放出獄，那時整個的上海已經(jīng)淪陷在日軍鐵蹄下了，當初我有意將我被捕的經(jīng)過和我的獄中生活紀錄下來，寫成一本回憶錄。不過因為鑒于那個時期環(huán)境的險惡，我的身體行動，仍在奸細們密切監(jiān)視之下，并沒有絕對的自由可言，所以雖則一度蓄念打算寫一本獄中記，而終于沒有執(zhí)筆的機會。后來，偶然在上海法文協(xié)會的圖書館中，得見喬治德卡米爾女士用法文譯的一部《甘地自敘傳》，我讀了深受感動，覺得若把我那次在牢獄中所經(jīng)歷的種種和甘地的囹圄生活互相比較起來，其相差不可以道里計；我便打消我的原來計劃，而決心把這一位亞洲偉人的獄中自述譯成為中文，使我國的知識份子更能進一步認識這一位印度獨立運動領袖的生活思想和他的懷抱，這是我從事編譯《甘地自敘傳》的唯一的動機。

不過翻譯內(nèi)情遠較跋文曲折。1938年底，張?zhí)焖蓳坞`屬國民黨中宣部的上?！吨忻廊請蟆犯笨凹{”編輯。在他的主持下，“集納”成為孤島時期文藝抗戰(zhàn)的主要陣地之一，他本人因此名列汪偽政府1940年7月發(fā)布的83人通緝名單。1941年9月，張?zhí)焖稍诜ㄗ饨绫蝗毡緫棻?，羈押數(shù)月后變節(jié)。他出獄后擔任了日本軍部所辦《新申報》的副刊“千葉”的編輯。1942年8月6日，“千葉”登出《編輯室啟事》：“自大東亞戰(zhàn)爭揭幕后，印度成為舉世矚目之焦點，領導印度民族作獨立奮斗之圣雄甘地，其言論行動更為世人所注意。本刊于下周起，將譯載《甘地自敘傳》，俾讀者對于今日東亞問題之中心人物，得作進一步之認識。”從1942年8月10日到1943年2月28日，“千葉”以198期的超長篇幅將署名“馬思南”所譯的《甘地自敘傳》連載完畢。《新申報》報載版與1948年世界書局的單行本完全一致，可判定馬思南為張?zhí)焖傻幕?/p>

張?zhí)焖傻姆g，當然有配合日本南亞政策的出發(fā)點，不過微妙的是他所選用的筆名。馬思南即法國作曲家Jules Massenet（今譯朱爾·馬斯內(nèi)，1842—1912）的中譯名。馬斯內(nèi)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法國歌劇作曲家的代表，在他逝世后，1914年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特地將一條新筑道路以法語命名為Rue Massenet（中文作馬斯南路，亦作馬思南路）以作紀念。張?zhí)焖蓪︸R斯內(nèi)并不陌生，他在《申報》發(fā)表的關于上海工部局管弦樂隊市政廳交響樂會的系列報道，其中談及馬斯內(nèi)多達6次，所著《歌劇ABC》《到音樂會去》兩書更有專門篇幅介紹。在普法戰(zhàn)爭期間，馬斯內(nèi)曾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國民自衛(wèi)軍，但他后來發(fā)現(xiàn)戰(zhàn)爭如此可怕以致在晚年的回憶錄中都拒絕提及。張?zhí)焖蛇x擇以馬思南為筆名，當與他被捕入獄后體會到戰(zhàn)爭殘酷性與后者有相似喟嘆有關。至于為何選用馬思南，而非更為常見的馬斯南，或許也與國民黨中央政府地處西南重慶，以“思”代“斯”有所寄寓不無關系。

抗戰(zhàn)時期張?zhí)焖赡涿g《甘地自傳》存在對附逆所引發(fā)的道德危機的自我紓解，是略具反抗意味的“隱微寫作”。但時隔五年將連載的譯文整理出版，“這本書是今年五月才出版，正當甘地殉國百日紀念時付印，這是特別有紀念的價值的”，實為甘地遇刺身亡后略帶投機的舉動。不過正如詩人穆旦《甘地之死》中的詩句“從此你是無害的名字，全世界都紀念/用流暢的演說，和遺忘你的行動”，除了一時短暫涌現(xiàn)的悼念外，甘地在中國已不再如30年代那般引人關注。

結 語

正如歷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所言“書籍不僅具有復述歷史的功能，它們本身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三四十年代《甘地自傳》在中國的復譯現(xiàn)象，既共振于印度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及甘地主義在世界范圍的傳播熱潮，更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抗日形勢驟變的文化癥候?！陡实刈詡鳌废捣翘摌嬜髌?，加之諸位譯者不以翻譯為業(yè)，體現(xiàn)鮮明個人風格的“雅”就不是需要考慮的關鍵事項，“信”“達”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因此1936年與甘地有密切交往的譚云山批評坊間所出甘地傳記譯本“可說無一十分完善者”的話，固然說出了事實，卻忽略了在當時背景下，《甘地自傳》早已融入文化抗戰(zhàn)的歷史抒寫進程之中。這不僅是各類譯者所共享的翻譯策略，更作為結構性因素先在地決定了閱讀群體的情感導向與思想?yún)R聚，以傳達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呼聲。同時，明耀五、孟壽椿、梁漱溟、張石方、吳耀宗、向達、南柳如、張?zhí)焖傻壬矸莞鳟惖淖g者與讀者的序跋、書評、札記等，傳遞了個人乃至群體的情懷志向、學術家事、私心隱痛乃至救國理念，與傳記形成了互文性的張力關系。因而，《甘地自傳》的譯介與閱讀形成了復調(diào)的語義場域，除了甘地主義及其倡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呈現(xiàn)外，與中國語境碰撞滋長的派生性副文本，合力繪制出由“文本”到“思想”再到“社會”的各色光譜，顯影了從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末期中國思想文化的斷裂、重組乃至更新。

1959年，基于兩個新興獨立國家的友好關系，為增強對印度的了解，杜危根據(jù)摩訶德夫·德塞的英譯本《甘地自傳》，參照吳耀宗譯本，補充安德魯斯所刪略的內(nèi)容，推出了《甘地自傳》完整譯本，“算是恢復了《甘地自傳》的真面目”。在第三世界國家爭取民族獨立和反對美蘇霸權的國際氛圍中，此譯本有著強烈的政治閱讀取向，并于次年迅即2印。不過中印之間關系轉冷，直到1985年才推出3印，而杜危在重印本前言中仍舊強調(diào)《甘地自傳》“是研究甘地思想和印度獨立斗爭不可缺少的材料”。1992年，商務印書館將杜譯本列入《世界名人傳記叢書》，在說明中提出“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愛讀傳記書，渴望從中吸取營養(yǎng)，鞭策和激勵自己的人生，世界名人傳記更是青年們鐘愛的讀物”，已剔除了超載意義，將其提純?yōu)槭玛P個體成長的勵志類書籍。2000年以后隨著入選各類青少年課外推薦書目，《甘地自傳》終于再次迎來了翻譯、出版與閱讀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