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當下的青年寫作者來說，對身處的時代以及遭遇的問題發(fā)言始終構成極大的誘惑，而生活經驗的相對同質與匱乏又使得他們很難找到有效的發(fā)言方式。于是，在大量的閱讀與學習后，不少寫作者常常進入寬泛意義上的象征世界，在歷史、知識、原型、意象、形式等更為豐富與復雜的前文本中盡情采擷，通過具有個人風格的修辭、結構、編排，完成自己的互文性敘事，呈現(xiàn)出陌生化的文學效果，也彰顯個人的核心關切。誠如茱莉亞·克里斯蒂娃和羅蘭·巴特等學者所言，一切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重寫，這種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其來有自，但每次重寫，作者顯然也都多少陷入布魯姆所描述的“影響之焦慮”中。在本期兩位作者的創(chuàng)作實踐中，歷史與現(xiàn)實營造的象征之境飽滿而多義，兩篇小說也展現(xiàn)出于象征之境中沉溺與掙扎的另類樣態(tài)。

李泊達的《戰(zhàn)事》互文古老的《伊利亞特》，借用了這一經典史詩的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然而，這篇小說至少存在三個敘事層面，除了直接點明的古希臘故事之外，小說也借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事件外殼，二戰(zhàn)期間使用的武器信息散落在小說角落，“1945.5.1”則指向蘇聯(lián)和德國之間的“最后一戰(zhàn)”，幾千年前的特洛伊人和希臘人在20世紀的歐洲大陸上酣戰(zhàn)。在這兩層較為鮮明的“歷史敘事”之外，小說顯然旨歸當下，采用俄語譯名除了考慮二戰(zhàn)的背景也表征著當下的世界局勢。在這樣的意義上，《戰(zhàn)事》也是對《尤利西斯》的一次精彩互文。和身處幽暗、消沉的20世紀初都柏林的喬伊斯相比，年輕的泊達正見證著東方與西方、強與弱、正義與非正義等多重力量的博弈，那些不可言說、無法言說的復雜難題經由兩重歷史媒介抵達曖昧多義的象征世界。英雄阿喀琉斯在遙遠的時代為了朋友憤而出戰(zhàn)，最終戰(zhàn)死沙場，幾千年后，已經年老的阿喀琉斯再度披掛上陣，卻是要為摯友之子復仇。在這漫長的歲月里，人類繼續(xù)著代際的繁衍，歷史卻驚人地往復循環(huán)，為了一些無聊甚至荒誕的理由，人與人互相殘殺，“他們像兄弟一樣相擁，但他們神色猙獰”。初學寫作的青年學生該如何接受這巨大的虛無與無邊的彷徨？該如何闡釋這超出人性范疇的“文明的沖突”與“歷史的終結”？歷史與現(xiàn)實似乎只能在多重象征中交錯推進，依附于文字講述歷久彌新卻又似曾相識的人類往事。

相較之下，郭博洋的《河豚》沒有厚重深沉的歷史背景，沒有急切的對于現(xiàn)實或處境的發(fā)聲，其行文風格顯然有先鋒小說的遺風。小說的敘事者汪瀚是個腿有殘疾的十七歲男孩，在強勢的雙胞胎兄弟汪澤的對比下陷入極度自卑。兄弟兩人同在一家飯店打工，汪澤不僅在工作上遠超汪瀚，還搶走了汪瀚悄悄愛上的女孩。小說的故事內核并不新鮮，無非是兄弟二人由家庭、工作、女孩帶來的或明或暗的矛盾，但作者在故事的講述中添加進了豐富的心理、夢境、視覺、聽覺、觸覺等描寫，有意讓自己的小說呈現(xiàn)出晦澀感與陌生化效果，又或者，只是為了忠實地記錄與描摹內心。小說中的何露顯然是兄弟二人過早離開的母親的象征，卻也和江霖一樣，構成青春年少的欲望對象，回應著古老的“弒父娶母”的倫理難題。帶著江湖匪氣的侵犯、斗毆呈現(xiàn)出后現(xiàn)代的暴力與血腥，而被當作小說標題、時刻處于旁觀狀態(tài)的“河豚”內蘊一顆毒膽，暗暗緊盯著少年的成長與心事。混沌的，太混沌的，《河豚》如山谷之中的堰塞湖，充盈著飽滿的湖水，卻也蘊藏著淹沒一切的巨大風險，這種豐滿與危險可能正是作者對于記憶、情感、生活以及世界的即時認知。

博洋的遣詞造句有著詩人般的精準和講究，對現(xiàn)實日常有著可貴的體察和感應，泊達則以與歷史對話的姿態(tài)引領讀者深入故事，逐步展示著正直之人的拳拳之心。當然，《河豚》多少失于過度的修辭和極端的內面，《戰(zhàn)事》則稍顯刻意和直白，博洋和泊達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進入文學和敘事，但他們共享了可能還尚未被他們自己準確把握的困境。對個體與他人、對世界與未來的言說路徑愈發(fā)狹窄，兩位年輕的作者有意無意地給出了自己的探索，制造歷史與現(xiàn)實的多重象征，也竭盡全力從這象征中突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