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guī)劃項目”六卷本《葉圣陶日記全集》，2024年10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這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賀。

眾所周知，在文學(xué)作品中，最容易鮮明地表現(xiàn)作者個性的，是日記和書信。不過，書信是專門寫給特定的第二者的，雖說較為率真自然，但有時也會作點“敷衍”，“故意寫得含糊些”（魯迅語）。而日記只是“唯我可觀”，是原本并不想給別人讀的私人性的實錄，將作者生命史中的點點滴滴化為紙上的文字，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不僅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和學(xué)術(shù)價值，而且具有文獻的意義。

圣陶先生的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處處存真，從未說過違心的話，也沒有作過改動，堪稱日記的“正宗嫡派”。保存下來的有四部，題作《圣陶日記》《西行日記》《東歸日記》《北游日記》，總共有五百萬字，這在同時代作家中并不多見。

一

《圣陶日記》是圣陶先生最早的日記，從十七歲的頭一天（公元1910年11月2日）起，寫日記“成了習(xí)慣，就與刷牙漱口一樣，一天不寫是很不舒服”（圣陶：《夏》，《現(xiàn)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15日），1910年11月2日日記的小序中說：

我之生也，以甲午九月三十，以迄昨日，十六周歲矣，而今日乃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日來于百事之動靜變遷，以及師長之朝訓(xùn)夕誨，每清晨臥思，若有所會，而未足云心得也；及下床一有他事，則強半忘之，雖于腸角搜索，亦難得矣。因思古來賢哲皆有日記，所以記每日所作所思所得種種。我于是亦效之而作日記，而非敢以賢哲自比也。以今日為十七歲之第一日，故即以今日始。且我過失孔多，己而察之，志之日記；己而不察，人或告之，亦志之日記，則庶以求不貳過也。

庚戌十月初一日未記日記前志（《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3頁）

小序中說的“生日”是農(nóng)歷，十七歲是虛歲，實足年齡是十六歲。圣陶先生說得很清楚，他是為了要銘記“百事之動靜變遷”和“師長之朝訓(xùn)夕誨”，“以求不貳過也”才記日記的。記日記是為了長“記性”，“修身立己”，“過而要改”，不會再犯以前犯過的錯誤，并與“百事之動靜變遷”和“師長之朝訓(xùn)夕誨”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涉及生活、學(xué)習(xí)、工作、交游等方方面面，因而顯得彌足珍貴。遺憾的是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丟失了“十幾本”日記（《葉圣陶集》第5卷第335頁，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早年日記保留下來的只有五年半，自1910年11月2日始，至1916年5月14日止，約四十二萬字。

這五年半的日記，不僅完整地記錄了辛亥革命的全過程、蘇州光復(fù)后“萬象更新”的景象，還記錄了作為蘇州草橋中學(xué)學(xué)生的葉圣陶英姿颯爽，“剪辮子”、撰詩文贊頌革命軍、加入蘇州學(xué)界軍界組織的“學(xué)團”，為保衛(wèi)地方治安，“穿校服”“背荷槍”，腰纏“彈匣刺刀”，晚上列隊出巡，為蘇州光復(fù)盡“天職”的種種壯舉。也正是因為為蘇州光復(fù)盡過“天職”，葉圣陶在辛亥革命流產(chǎn)后慷慨陳詞，反對“南北議和”，主張“第二次革命”，“宜用激烈之手段，先致袁氏于死”（《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150頁），思想相當激進。袁世凱篡位后，葉圣陶也有過短暫的幻滅。但他很快就又找到新的救國理念，信奉“教育救國”和“文藝救國”。1912年3月，當上小學(xué)教師后就立定志向：一定要“使醇醇諸稚展發(fā)神輝”。1914年7月被舊勢力排擠出校后，仍念念不忘教育。日記中寫到他決不向舊勢力妥協(xié)，求人說情、“復(fù)蹈”教職時說：“然余對于友人，如君疇，如石人，如仁侯，復(fù)勸之更奮毅力，益厲精神，為兒童造福，為學(xué)界模范；且謂如有需我，必當將助。蓋余自知無干才，為教師良匪稱，而此三君皆足以有為者也”（《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407頁）。1915年4月，葉圣陶到上海商務(wù)印書館附設(shè)的尚公學(xué)校執(zhí)教。4月23日記：“商務(wù)書館內(nèi)之花園，碧草平鋪，翠藤作障。綠蔭之下位置涼椅，可憩可讀也。園中亭舍均以未雕琢之樹干為之，彌見蕭疏逸景。課馀無俚來此小坐，誠好去處也?！保ā度~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482頁）進而懷著喜悅的心情，潛心研究教育和文學(xué)。1915年秋，讀到章士釗主編的《甲寅》雜志，以及陳獨秀主編的《青年雜志》（即《新青年》）后，思想又有了升華。1915年11月2日記：

陰，間作微雨。百事最貴朝氣，而陰霾之天氣，不堪之時事，胥欲尋我之朝氣而挫之。是在自勝心強，方克免于墮落，否則凄涼嗟嘆時作，日暮途窮之況，甚無謂已。年來國人朝氣喪亡，殆盡牛馬奴隸，亦既準備為之。于是嬉游恣樂而外，無復(fù)所事。人心欲死，是可嘆也。某君謂欲挽人心，當提倡新文學(xué)，的是探本之論。賢者為民之責(zé)，亦唯此一事而已。至于其他，匪此日所可言矣。（《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23頁）

“某君”當指黃遠庸（筆名遠生），他在給章士釗的信中說：“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粮揪葷h意當從提倡新文學(xué)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xiàn)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保S遠庸：《釋言（致甲寅雜志記者）》，《甲寅》第1卷第10號，1915年10月10日）“的是探本之論”，這是葉圣陶對黃遠庸的“從提倡新文學(xué)入手”的倡導(dǎo)作出的最熱忱、最迅速的回應(yīng)。葉圣陶1915年11月25日記：

夜覽《青年雜志》，其文字類能激起青年自勵心。我亦青年，乃同衰朽，我生之目的為何事，精神之安慰為何物，胥夢焉，莫能自明?？档略唬骸昂灾耍杂幸患核I向。”我誦此言，感慨系之矣。（《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27頁）

僅這兩則日記，就讓我們看到了青年葉圣陶最鮮活的形象。1916年1月2日批評文明戲“胡鬧雜糅，不成篇幅”，強調(diào)戲劇要有“美之真價”，“提倡新文學(xué)之不可緩也”（《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37頁）。4月14日日記中說：“思教育之要點，無逾養(yǎng)成兒童正確精新之思想能力。國人舊時思想陳腐已極，匪可應(yīng)用于當世，而兒童之環(huán)境之遺傳，均不出此陳腐之思想。言教育者不探其本，何效可獲？ 徒推求于學(xué)生課文如何能背誦默寫，學(xué)校規(guī)則如何能強令恪守，抑亦枝葉之事耳”（《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53頁）。4月21日日記中說：“偶思諸夏之書，當觀者甚少。蓋充棟之作，言不必征乎名理，詞鮮能免夫夸飾，吾人取而誦習(xí)，是玩物喪志爾”（《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55頁），主張研讀“當世大哲”英國文藝復(fù)興時期散文家、哲學(xué)家培根和法國哲學(xué)家、作家柏格森闡釋“人生之真諦”的著作（《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第552頁）。青年時代的葉圣陶處處走在時代的前列，稱得上是“精神界的戰(zhàn)士”。

二

《西行日記》從全民族抗戰(zhàn)之初攜家入川開始記起，直至抗戰(zhàn)勝利離開重慶為止，只是1937年7月至1939年4月的日記在“樂山轟炸”中焚毀了。1939年8月19日，日寇戰(zhàn)機狂炸樂山，炮彈猶如雨點，散落在圣陶先生家屋前，“老幼破后門而逃出”，“所有家物器用書籍悉付一炬”（《諸翁公鑒》，《葉圣陶集》第24卷第220頁）。值得慶幸的是，圣陶先生當時不在樂山。8月11日，他應(yīng)邀到成都給中學(xué)教師作如何講授國文的演講，隨身帶了一本日記，這本日記是從1939年5月1日記起的，因為帶在身邊得以保存下來。圣陶先生《西行日記》中寫他在樂山、成都等地的生活和愛國憂民的思想感情，可以作為“抗戰(zhàn)史”來閱讀。這里側(cè)重介紹圣陶先生1942年5月2日至7月11日的“蓉桂之旅”。

抗日戰(zhàn)爭期間，桂林成為“文化人”集中的地方，圣陶先生過去在上海朝夕相見的許多老朋友都在那兒。為了籌備創(chuàng)刊桂林《國文雜志》，擬定開明書店編譯所成都辦事處的編輯出版方針，更主要的是想見見在桂林的朋友們，圣陶先生1942年5月2日從成都出發(fā)，乘卡車和汽車，冒著敵機轟炸的危險，經(jīng)歷了“一個月又一天”的“難以言說”的艱辛的旅行，6月2日來到廣西金城江，日記中寫道：“下車聞火車放汽笛，見車站、鐵軌、火車。此景暌違已久，乍歷之，不禁感慨”（《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第275頁）。承蒙下榻的鐵路賓館老板幫忙，圣陶先生買到了由金城江去桂林的火車票，且看圣陶先生的這兩則日記：

6月3日 列車系由各路原有車輛雜湊而成，人戲名為車輛展覽會。我們四人（同行的傅彬然等）占一間。室中器用，固以前所慣見，而睽違已五年者，驟睹之，不無異感。電扇生風(fēng)，電鈴喚役，絨毯軟墊，無不舒適。以視擠坐于卡車之中，何止天壤之判耶。車以下午一時十分開。行駛甚緩，平均每時殆不足卅公里。窗外所見唯廣西風(fēng)格之山，略有田畝。所經(jīng)鎮(zhèn)集縣城，不能詳記。七時至柳州。（《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第276頁）

6月4日 （晨）五時起身，見窗外下雨，念桂林將到，殆可以不復(fù)在車中遇警報。詎意六時許車抵橫山，即傳有警，車停止不進。詢知敵機來者僅一架，頗不足怕。察頭等臥車所謂“藍皮鋼車”者，車箱頂下有鋼件頗多，伏其間避機槍彈，綽綽有馀，因不復(fù)他適。同車之客則有避至路旁山上者。等候兩時許，始解警，車復(fù)開行。（同上）

圣陶先生已五年沒有聽到“汽笛”，見到“電扇”“電鈴”“絨毯”。他乘坐的這趟列車“系由各路原有車輛雜湊而成”，“戲名為車輛展覽會”。“頭等臥車”取名為“藍皮鋼車”，車箱頂下捆綁了厚厚的鋼板，敵機槍掃射時伏在車廂里就可以幸免，無需下車躲避。不讀圣陶先生的日記，這樣的“頭等臥車”是想象不到的。

圣陶先生途經(jīng)重慶和貴陽，以及在桂林逗留期間，見到的老朋友少說也有一百多人。戰(zhàn)亂歲月，一別五年，這一批遍嘗了顛沛流離之苦的“文化人”，突然相逢，欣然握手，“心情之暢快真是難以言說”。各人的蹤跡、遭遇、見聞不同；思想、性格、感慨各異；國難深重，“人事變更難料”，以后能否重逢也說不準，彼此間要說的話很多，一時又不知從哪里說起，只得“東鱗西爪”地“雜談”，說些心里最急于想要說的話，一句話未了，又想起了另一句，屢屢易轍，沒有中心。葉圣陶隨手筆錄，把朋友們的談話，他們當時的狀貌、風(fēng)姿，以及他們各自的感慨、信仰都記入日記中，間加評述，使我們看到了徐盈、彭子岡、黃炎培、沈衡山（鈞儒）、王云五、姚蓬子、范壽康、賀昌群、顧頡剛、吳朗西、馬宗融、丁曉先、傅彬然、范洗人、金仲華、宋云彬、沈雁冰、陳劭先、歐陽予倩、柳亞子、柳無垢、艾蕪、梁漱溟、胡繩、熊佛西、孫春臺、林憾廬、蕭珊、洪深、胡風(fēng)、安娥女士、高士其等一批文化人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的所經(jīng)所歷所思所感所作所為，以及戰(zhàn)時桂林作為“文化城”的全貌。

從成都到桂林，途中走了“一個月又三天”，想起就心有余悸?；貋淼臅r候托人買到了歐亞公司的飛機票。7月11日，圣陶先生自桂林機場乘飛機飛重慶，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晨二時，離開明（開明書店桂林分店），洗翁、士敭、彬然、瑞清送之。余言此生未必再來桂林，此游良可珍惜。諸君言未必然，人事變更難料，或不久須重至也。至歐亞公司，乘客到者尚無有。候至三時半，客始到齊，遂入汽車往機場。送客者例不得同往，珍重道謝，招手而別。

車行約半時許，到達，亦不知所經(jīng)何路，場在何地。到則入一草棚中。至天放明，關(guān)員檢查行李。見場外一機，機身大如兩間房間，兩翼橫廣，約相當于屋七間。發(fā)動機凡三個，一一開動，試推進機之旋轉(zhuǎn)無礙否。旋公司主任令上機，諸客自機左側(cè)之小門入。坐位凡兩行，每行七座，余坐左首之第四座，正居中。自窗外望，即見左翼之頂部，如在樓上望屋面也。五時四十分開行，左旋右轉(zhuǎn)數(shù)次，機即直馳，漸漸離地，初不之覺。在漓江上空北行，未能詳觀桂林市廛。余初以為或?qū)⒏杏X不舒，此時乃知不然，與乘汽車無異，又似乘江上小船，有隨波輕蕩之感。機聲雖響，亦不致震耳，初塞棉花，旋即去之?！瓩C頭司機者三人，機械復(fù)雜，遠勝汽車，亦不知其分職若何。乘客諸人，有老頭子、老太太，有時裝女子、西服青年，有美大使館館員一人，又有日本空軍俘虜一人，一軍官押解之。此俘虜似作冥想，垂目而坐，不知其究何所思也。余曾入睡半時許。八時半，停于重慶江中之珊瑚壩上。自桂至渝，不足三小時，痛快極矣！ 若以陸行，乘木炭汽車，即一路無耽擱，亦須半個月矣。（《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第294頁）

桂林機場的候機室是“草棚”，圣陶先生乘坐的飛機只有十四個座位，駕駛室與機艙不隔，乘客可以觀看司機在操作，乘飛機“與乘汽車無異，又似乘江上小船，有隨波輕蕩之感”，但圣陶先生感覺“痛快極矣！ 若以陸行，乘木炭汽車，即一路無耽擱，亦須半個月矣”。要寫我國現(xiàn)代航空史，圣陶先生的這則日記不可不錄。

三

《東歸日記》，記的是圣陶先生攜老扶幼，從重慶乘木船回上海的行程，以及隨后在上海居住的三年間的生活和工作。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在四川流亡了八年之久的圣陶先生急于東歸，想早日與留在上海的親友們會面，乘飛機、輪船、汽車都得拉關(guān)系走后門，或者買高價的黑市票。他老人家寧折不彎，就租了木船，從重慶沿江而下。他在《我坐了木船》一文中說：

要坐輪船坐飛機，自然也有辦法。只要往各方去請托，找關(guān)系，或者干脆買張黑票。先說黑票，且不談付出超過定額的錢，力有不及，心有不甘，單單一個“黑”字，就叫你不愿領(lǐng)教。“黑”字表示作弊，表示越出常軌，你買黑票，無異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一個人既不能獨個兒轉(zhuǎn)移風(fēng)氣，也該在消極方面有所自守，幫同作弊，贊助越出常軌的事兒，總可以免了吧?！@自然是書生之見，不值通達的人一笑。（《葉圣陶集》第6卷第200―201頁）

一家七個人，上有年過八旬的老母，下有不到三歲的長孫三午，就在這條木船上漂流。1945年12月28日，木船離開重慶。29日，“棹夫二人，得工資而逃”。1946年1月1日，“過豐都若干里，有礁石與岸平行，激起水波甚急”。1月5日，“艙中漏水”。1月6日，“與軍糧船相撞，損船舷一板”，“后艙入水甚多，貨物浸濕”。1月9日，“駕長不慎，觸岸旁礁石兩回，水乃大入”。1月10日，“失事之駕長楊姓已逃”，“船主雇木匠修船”?！啊飞蠑?shù)不盡的灘，礁石隨處都是。要出事，隨時可以出。還有盜匪”（葉圣陶：《我坐了木船》，《葉圣陶集》第6卷第200頁），想起來不寒而栗。圣陶先生把“拉關(guān)系走后門”和“買高價的黑市票”上升到“幫同作弊”“越出常軌”的高度，有所不為，著實令人欽敬。

四

與《東歸日記》緊緊銜接的是《北游日記》，自1949年1月7日始，到1988年逝世。

1949年1月7日，圣陶先生接受中共中央的邀請，偕夫人胡墨林繞道香港進入北方解放區(qū)。這時的香港既是新政協(xié)運動的中心，也是中國革命即將迎來巨變的“中轉(zhuǎn)站”?！耙痪潘陌四晔辉鲁酰|沈戰(zhàn)役結(jié)束，就有許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陸續(xù)進入解放區(qū)，真像‘涓泉歸?！频摹！保ㄈ~圣陶：《〈北上日記〉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第48頁）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景使圣陶先生的精神為之大振。1949年1月12日，他到香港第二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給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等人寫信，敦促他們轉(zhuǎn)告鄭振鐸速來香港，同舟“北上”。圣陶先生在香港的日記，寫得最多的是與各界人士的交往。1949年2月1日，聽僧人巨贊談“社會革新”之“擬議”（《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第310頁）；2月10日，與楊東莼談教育“自宜注重于培養(yǎng)優(yōu)良之品質(zhì)”（同上第313頁）；2月11日，與邵荃麟等談“觀北方來之各種出版物”之“觀感”（同上第314頁）；2月12日，與金仲華“論及中共之優(yōu)點”（同上）；2月16日，與章元善談“寄希望于新政權(quán)”（同上第316頁）。2月27日，圣陶先生由中共交通員李正文“導(dǎo)引”，與王蕓生、徐鑄成、趙超構(gòu)、劉尊棋、鄭振鐸、胡墨林、曹禺、鄧小姐（曹禺女友）、鄭小姐（鄭振鐸女兒）、宋云彬、傅彬然分批登上一艘“掛葡萄牙旗”的貨輪“北上”，分批上船的還有“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張?伯、柳亞子夫婦。又有張志讓、沈體蘭兩位。吳全衡攜其二子。外有包達三之女兒。外有小姐三位，皆往出席全國婦女大會者?？傆嬆信嫌棕テ呷?。歷次載運北上之人，以此次為最多矣”（同上第319頁）。雖說“大多數(shù)都年過半百，可是興奮的心情卻還像青年。因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國即將出現(xiàn)一個嶄新的局面，并且認為，這一回航海決非尋常的旅行，而是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葉圣陶：《〈北上日記〉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第48頁）。

貨輪于2月28日上午11點50分啟碇，圣陶先生日記中寫道：“此行大可紀念，而開行連續(xù)五六日，亦云長途。全系熟人，如乘專輪，尤為不易得”；“諸君謀每夕開晚會，亦莊亦諧，討論與娛樂兼?zhèn)?，以消此旅中光陰”（《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第319頁）。3月1日記：

晚飯以后，舉行第一次晚會。包達老談蔣介石瑣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漁殺家》，鄧小姐唱《貴妃醉酒》，張季龍唱青衣，徐鑄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戲。全衡與鄭小姐唱民歌。輪及余說笑話，余以謎語代之。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謎底為《莊子》篇名一。云彬猜中為《知北游》，“知”蓋知識分子之簡稱也。云彬索獎品，要余作詩一首，并請柳亞老和之。……余歸寢后作詩，迄于深夜得一律，將以呈同舟諸公。

南運經(jīng)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guī)模俟共謀。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fù)何求。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第320頁）

圣陶先生在詩中說他離滬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多天了，最可欣慶的是“同舟”都是同聲相應(yīng)、同氣相求的朋友。他與朋友們一起討論“立國規(guī)?！?，成了“翻身民眾”中的一分子。他會像背著一筐土去堆“千仞”高山似的，決不肯落在別人后頭；像小溪一樣流歸大海，從來沒這么高興過。只是自己沒有才干，怎樣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應(yīng)該怎樣去做”，還“相當模糊”。他不怕難為情，把自己的志向告訴“同舟諸公”，得到柳亞子、陳叔通、張季龍、宋云彬等“同舟諸公”的贊頌和唱和。

1949年3月18日上午抵達北平（北京），北平市長葉劍英，以及李維漢、郭沫若、馬夷初、沈衡山、胡愈之等“數(shù)十人”在站迎候。圣陶先生的生活翻開了新的一頁。4月8日，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正式成立，圣陶先生任主任委員，周建人和胡繩任副主任委員，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突擊編撰教科書。只因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只好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隸屬于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等新中國成立后“當屬于中央政府”（《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第339頁）。想到一個夢寐以求的新中國即將誕生，圣陶先生怎么也按捺不住內(nèi)心的欣喜。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口號：“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激勵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同人忘我地工作。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億萬人民的歡呼聲中成立了。10月20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gòu)負責(zé)人名單，胡愈之為出版總署署長，葉圣陶與周建人為副署長，葉圣陶仍兼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編的《初級小學(xué)國語課本》《高級小學(xué)國語課本》《初級中學(xué)語文課本》《高級中學(xué)語文課本》《大學(xué)國文（現(xiàn)代文之部）》《大學(xué)國文（文言之部）》等各種課本，由新華書店和華北聯(lián)合出版社相繼出版。新中國大中小學(xué)教科書與新中國同時誕生！“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的豪言壯語，化作累累碩果，鑲嵌在新中國教育史的扉頁上。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生活日新月異，身為國家出版總署副署長、教育部副部長的圣陶先生的所見所聞就更開闊，感情也更加豐富，他的日記也就具有更重要的史料價值和珍貴的文獻意義。1951年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正式出版，在全國各大城市同時發(fā)行。作為出版總署副署長，圣陶先生參與了這一宏偉的工程，因而在日記中留下了許多感人的記載。1951年9月27日記：“今日得《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第一冊。排校、印刷、裝幀均講究，可謂近來出版物中之上品?！保ā度~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第622頁）。10月10日記：“《毛澤東選集》定于后日正式出版，此是一大事件，宜為慶祝。（同上第628頁）。10月12日記：

午后二時，開《毛澤東選集》出版慶祝會，到者將二百人。（胡）愈之首致辭，次之編委會田家英報告編輯情形。選集凡四卷，今出版者為第一卷。各篇取舍，經(jīng)毛氏審慎考慮，存錄者復(fù)親加修訂校閱，多者六七遍，少者亦兩遍。田謂于此第一卷中，可見毛氏思想之發(fā)展，及以后種種規(guī)劃之基礎(chǔ)。次由人民出版社中人報告排校此書之經(jīng)過，新華廠中人報告印刷此書之經(jīng)過，新華書店中人報告發(fā)行此書之種種布置。此三方面皆視此事為重大任務(wù)，想盡辦法，務(wù)期盡善盡美。因而特訂若干工作制度，創(chuàng)造若干工作方法，皆可以提高今后之出版工作。今就成品而言，此卷無一錯字，唯有三四字，如“種子”“種籽”，“梭標”“梭鏢”，“名副其實”“名符其實”，前后用字不統(tǒng)一。印成單片皆經(jīng)檢查，故無污頁、摺皺頁。訂成后復(fù)經(jīng)檢查，故無缺頁錯簡。郵局以新制郵袋裝運，書店人員取攜皆戴新手套，以保持封面之整潔。凡此種種，皆見精到，尤可見對于毛氏之愛戴。此第一卷共印一百零一萬冊，外精裝本（非賣品）六千冊。至于外文譯本，俄文本擬在莫斯科印，今年或可出版。英文本已有成稿，尚須修訂，出版當在明年夏秋矣。會將終時，有人建議以每年十月十二日為出版節(jié)。此事當可考慮。（同上第629頁）

出版總署慶祝會會場上的熱烈氣氛，發(fā)言者的真誠和自豪，不看圣陶先生的日記，是想象不到的，這是新中國出版史上輝煌的一頁。

《圣陶日記》《西行日記》《東歸日記》《北游日記》，跨越晚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時代，涉及文學(xué)、教育、出版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這是圣陶先生“生命史”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也是“百事之動靜變遷，以及師長之朝訓(xùn)夕誨”的匯集，是一部兼具史料價值和文獻意義的鴻篇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