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時?！芭e著腦袋向外張望”的南太行故鄉(xiāng)，到曠極遼遠的巴丹吉林沙漠軍營，再到“富麗沃饒、幽秘深藏”的天府之國。作家楊獻平用匍匐在地的審慎態(tài)度，解剖著自身對環(huán)境變異所引起的情感遷徙。作為一個寓居成都十余載的文學創(chuàng)作者，楊獻平始終以遷徙者、異鄉(xiāng)人自待，在最新散文集《成都煙火日?！分?，他以洋洋灑灑15萬字篇幅，展示出一個“外來者”，在與蜀地環(huán)境融合過程中遺留下的雙重創(chuàng)痕——精神創(chuàng)痕與肉體創(chuàng)痕，同時也展示了這兩重創(chuàng)痕在蜀地物產(chǎn)、風俗、氣候、植被等要素的治愈下，自身的療養(yǎng)過程。

一直以來，我們習慣以“土著者”的心態(tài)與視角，參與到這片土地以及建立其上的文化符號的討論之中，并理所當然地得出“煙火”與“脂粉”氣息濃厚的成都市井景象的結(jié)論。誠然，在對《成都煙火日?！返睦潇o閱讀之前，我如德國接受美學代表姚斯所言，大腦中并非一片空白，而是以慣常的經(jīng)驗與感知方式去開展我的“成都日?！苯邮苈贸?。然而，楊獻平雖自嘲為“俗世中人”，卻在漂泊與安居的彷徨遲疑中，在接受與反叛的情感拉扯中，將筆觸深入到成都的公共生活與微觀世界，并以家庭的重構作為新的情感錨點，在自我身份的轉(zhuǎn)向中參與到這塊地域及其文化的討論與靈性思索之中。我以為，這比文本內(nèi)容本身，更加優(yōu)雅、玄妙。

楊獻平繼《故鄉(xiāng)慢慢明亮》之后，再一次將自己的肉體同遙遠的“南太行”相連接，只不過這一次承托其思維與記憶的載體，變成了“內(nèi)斂、獨我”的成都市井。文本簡潔練達，絲毫不露雕琢之痕，既是對以成都為中心的蜀地名跡史脈、風物習俗、價值意識等的宏觀把握，也是對隱伏在表層現(xiàn)象之下的“漂泊者”的微觀探索。楊獻平正是以與鄉(xiāng)音、鄉(xiāng)俗、鄉(xiāng)人的疏遠，來反窺自身從鄉(xiāng)土剝離以后的矛盾情感，這在《入蜀記》《最初的成都——兩句詩和個人內(nèi)心生活》《自我的安居與引渡》中可見一斑，其以這片陌生的地理單元作為情感的發(fā)生原點，淡定且從容地講述著自己從一個“異鄉(xiāng)人”逐漸向著“被同化”靠攏，在思想情感的無休止波動中，在與陌生場域的殘酷搏斗中，楊獻平找到了新的依止之所。于精神而言，他以真誠的方式去緊貼這塊土地，感受浮于其上的溫與涼，同時，也得到了這塊土地給予的包容、熱情的反饋。于肉體而言，他在潛移默化地被影響中，完成了家庭的重構，同時也為自身建筑起了新的“避難所”，從而裨補了精神遷移過程中所受到的無形戕害。此外，楊獻平還是一個善于“貼著大地行走”的創(chuàng)作者，在隱、避于喧鬧之外的文殊院，在“寬”與“窄”兩種人生尺度間穿梭的寬窄巷子，在歷史與現(xiàn)實交疊的武侯祠，楊獻平不止一次將客觀地理物象上升為自身的情感欲望表達，在聲勢浩大的實錄式書寫中，鐫刻出普羅大眾最容易被忽視的微觀群像。例如《文殊院內(nèi)外》《寬窄之間，支磯石焉》《錦官城中武侯祠》《大慈寺與春熙路》等，均是其由微小而見宏大的真誠書寫。

寓居成都的楊獻平是矛盾的，他一面叮囑自己看清與成都地域的“天然隔閡”，又不得不在潛意識中承認這種地域?qū)θ说耐?；他一面厭棄對自身個體差異性的消磨，又不得不在陌生場域產(chǎn)生如古斯塔夫·勒龐所說的“趨同”。他的這種矛盾，或自于身體上的病痛折磨，或自于精神上的無所依附。如浙江大學教授王紀武在其《人居環(huán)境地域文化論》一書中所言，作為依附地域與地域文化之上的“活載體”——“人”的流動在規(guī)模與范圍上將是空前巨大的，在這樣一種流動中，去討論文學創(chuàng)作者的恒定歸屬，顯然如鏡中花、水中月一樣難以確指。王蒙曾就冰心的地方歸屬談到，冰心祖籍福建，幼居齊魯，學于美國，而后長居北京。在諸如此類的地理流動上，創(chuàng)作者本身與其所創(chuàng)作的文本，難以在特定的地理單元中標定其所攜帶的精神符號與文化皈依。

人文主義地理學大師段義孚曾言，絕大多數(shù)被我們感知到的事物都有其價值，或是為了生存，或是為了獲得“某種文化中衍生出的滿足感”，從山鄉(xiāng)到曠野，從荒漠到人海、車馬，楊獻平在《成都煙火日?！分?，游心騁目，恣肆不羈，既表達了對時下熱門話題——“遷移”的深度探索和情感共鳴，也在這場“遷移”中，以一個“外來人”的身份持續(xù)強化著自身對陌生地域的體認。他的立場是明確的，他的表述是直觀的，以此呈現(xiàn)出對成都持久和難以言說的“戀地情結(jié)”，并從中導源出了一場“極為深刻的人生經(jīng)驗總結(jié)”。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學文藝學碩士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