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霧行者》說起

就像一個毛線團的線頭往往藏在另一個毛線團中，《山水》的出現(xiàn)似可往前追溯到《霧行者》。《霧行者》的主題是“流動”，描述的是茫茫時代迷霧中江湖兒女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的流浪，以及隨之而來的身份認同問題。流動需要交通工具，于是“火車”成為小說中顯豁的意象——

“火車就這樣開過半個中國，漫長，遲緩，從陰霾直至陽光下。”

“火車一直開著，把過去的一切都拋在身后，即便是昨天，也都像百年之前。”

“那些開過的火車就是這個世界的常態(tài)，是我不可企及的部分，但是偶爾它也會停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總之就是停下了，一整天或是一秒鐘，就是那個前途渺茫的機會在等我，然而不管火車停下多久，前方世界渺茫這一點不可改變，目睹火車開過和坐上火車去往別處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空虛?！?/p>

火車拉著汽笛，從多少詩歌、小說的白紙黑字間穿過，寄托著作家諸多復雜的情思，一直開到現(xiàn)代人的廣袤心靈世界中。而到了《霧行者》的結尾處，公路出現(xiàn)了，這就是著名的318國道——

“滬聶線也就是318國道，以上海市人民廣場為零公里處，在上海，它就是著名的滬青平公路，經(jīng)過江蘇、浙江、安徽、湖北、重慶、四川，由甘孜自治州巴塘縣進入西藏自治區(qū)昌都市芒康縣，在這里它被稱為川藏公路，穿過昌都、林芝、拉薩，最終抵達日喀則市聶拉木縣中尼友誼橋。它的走向幾乎與北緯三十度線平齊，全長5476公里，是中國境內(nèi)最長的公路，無所謂，即使它不是最長，也仍然橫穿了我的記憶。”

在路內(nèi)看來，“這樣一條公路，它的空間存在就像時間的拼接術、人生的拼接術”，那么，倘若我們以時間的眼光去看公路，大約能看到一百年來不同形制、不同樣式的汽車接續(xù)駛過。它們駛過一個人漫長而跌宕的人生，駛過中國烽煙彌漫的近現(xiàn)代史，駛向不確定的未來。這正是《山水》所講述的故事。

——以上只是我的推演，未見得完全契合作家的創(chuàng)作實際，但不可否認的是，當一個作家長久地凝視一個主題時，這個主題就會以殊異的面貌不斷出現(xiàn)在作家的筆下，畢竟，它們都從同一個心泉中奔涌而出。這么說，并不是在強調(diào)《山水》與《霧行者》的親緣關系的同時抹殺《山水》的獨特性，恰恰相反，熟悉路內(nèi)的讀者都會發(fā)現(xiàn)，這位有著充沛創(chuàng)造力的作家又換了一副筆墨。如果說，此前路內(nèi)著迷于不確定的、猶如迷宮一般的人的心靈世界，他傾向于以文學青年、作家、藝術家的心靈為濾鏡為推動力來看待這個世界，這一次，他明白無誤地將錨點放置在現(xiàn)實世界之中，系于一個物質性的存在——汽車?！榜{駛我的車”成為他講述新故事的語法。他的主人公不再是澎湃著荷爾蒙的文學青年、文學中年，而是一位一輩子都在“駕駛我的車”的司機。基于人物本身的特質，他放棄了直接描述人物的意識與潛意識，轉而鋪陳其選擇、行動和命運，為此，他甚至主動降低了作為敘述者的存在感，這一切都意味著，他離開了自《少年巴比倫》開始就熟悉的道路、人物，駕駛他的車，來到了另外一片天地。

是中年變法嗎？抑或只是敘述的鐘擺在意識和現(xiàn)實之間來回擺動？讓我們還是從汽車進入這部小說吧。

二、 汽車及生和死的辯證法

對于一個生活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而言，汽車的出現(xiàn)可謂石破天驚。汽車不僅大大擴展了人類活動的空間范圍，提升了人的運動速度、視覺經(jīng)驗，更重要的是，它從根本上改寫了人的時間—空間的感覺結構。試想，一個從未見過汽車的人，當有一天汽車風馳電掣地進入他的生活，他的反應大約相當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現(xiàn)在了我們的世界里。新工具表征著新的生產(chǎn)力，同時也一定會促成新的生產(chǎn)關系的形成，諸多要素匯聚，勢必帶來一個新的世界。而每一個步入新世界的人一定既新奇又惶恐，在極力讓自己鑲嵌進新世界的齒輪的同時，又不免對“新”的文化邏輯產(chǎn)生懷疑與自我懷疑。這正是《山水》中的主人公路承宗的際遇。這一點從他的名字就能看出幾分端倪：一個“駕駛我的車”的人怎么能不需要路呢？而手握方向盤“駕駛我的車”仍然承命于祖宗，卡在“新”與“舊”之間，說的是路承宗，又何嘗不是我們？

在尚未真正“駕駛我的車”之前，路內(nèi)先將汽車所帶來的死亡陰影投射在路承宗尚未展開的命運長途上。路承宗第一次見到汽車，司機就提醒無知的鄉(xiāng)民，“汽車會軋死人”，這仿佛是一句讖語，將汽車與死亡緊緊勾連起來。果不其然，汽車雖然沒有軋死人，卻發(fā)生了兵勇緝拿共產(chǎn)黨并將其擊斃的事件，鮮血洇開，仿佛是某個觸目驚心的預言。汽車與死亡，幾乎構成了這部小說的內(nèi)在節(jié)律。緊接著，就是路承宗母親和父親的死亡。如果有了汽車，路承宗的母親小玉子本不必死，她死于汽車沒有進入人們的生活；諷刺的是，時隔不久，路承宗的父親卻死于汽車，是路承宗目睹的車禍死亡的第一個受害者。都是死亡，卻昭示了汽車作為工具的兩面性：它既可以救人于水火，又可以殺人于道路。工具無所謂好壞，端看使用工具的人。這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這也是為什么，鄉(xiāng)間開明紳士黃老爺一會兒認為交通是國家的根基，一時間又認為“中國不該有汽車”。對于汽車態(tài)度的猶疑，其實反映了當時人對現(xiàn)代性的態(tài)度：既指望汽車能讓滿目瘡痍的中國進入現(xiàn)代世界，又擔心汽車毀掉了傳統(tǒng)中國的根基。無論歡迎與否，汽車的時代都會不可避免地到來，它就像一位新的現(xiàn)代神祇，暗中決定著路承宗的命運——汽車或直接或間接讓路承宗成了孤兒，被拋到了世上，然而，汽車又為他找到了一條生計，從此走上了與拉車的父親截然不同的道路。

汽車帶來的一個重大改變是活動距離的延展。路承宗的父親的活動半徑不過袁塘鎮(zhèn)，兩只腳能跑多遠，他就能到哪里，路承宗卻跟著師父開著卡車來到大上海，進了洋租界。在那里，隨著淞滬會戰(zhàn)的爆發(fā)，他失去了如同父親的師父，認識了后來的妻子周愛玲。除去在上海灘給人當私人司機的辰光，路承宗開的第一輛車是德國產(chǎn)的柴油車，叫亨舍爾。他受許先生之命把車開到南翔，運一批重傷員。也就是說，從一開始，汽車就與中國的抗戰(zhàn)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路承宗的命運也不出意外地被纏繞到戰(zhàn)爭中。這也是他第一次與死神正面遭遇，卡車被日機掃射，他及時跳了車，親眼看到卡車在面對空中戰(zhàn)機時毫無招架之力。“他看見子彈像集束的冰雹一樣射下來，搖搖晃晃兀自向前的亨舍爾被打得七零八落，后車廂里一些重傷員的血肉濺起好幾米高，車子隨即起火，轟的一聲炸了，留在車上的手榴彈殉爆，亨舍爾四分五裂?！薄榜{駛我的車”，意味著人與車之間有著奇異的對應關系，汽車屬于人延展的一部分，當目睹汽車被炸毀，事實上，屬于路承宗的一部分也死亡了。

類似的事情一再發(fā)生。第二次，在逃難途中，他被杜參謀挽留，開著一輛燒柴油的朋馳卡車運送貨物到鎮(zhèn)江，以便在日軍殺到之前把貨裝上船，運往重慶。在此期間，吳里失守，汽車又沒油了，他只能棄車而去，隱入林泉，而這輛被丟棄的車奇怪地消失了。這是他失去的第二輛車。第三次，迫于生計，路承宗受雇于漢奸也是黑幫老大的逢阿大，給他當私人司機，開的是一輛黑色的福特。汽車里也曾經(jīng)被鋤奸隊扔過手榴彈，生死一線間，虧得手榴彈沒爆破，撿回來一家人三條性命。失業(yè)一陣子后，他又受命去給日本人福山大班開車，目的是“從日本人那里搞到點東西，倒手掙錢”，開的還是逢阿大的那輛車。坐車的人一茬茬在換，開車的人卻依舊。就這樣，他替游擊隊弄到一桶桶汽油，卻也將自己置于即將爆發(fā)的火山口。兜兜轉轉間，他一直駕駛他的車，直到那輛開了七八年的福特車終于壞掉，抗戰(zhàn)也終于走到了盡頭。

福特之后，上場的是美式卡車?？ㄜ囀敲塑娫o中國遠征軍的，仗打完了，這批車沿著滇緬公路回到了中國。承宗開上美式卡車的時候，解放戰(zhàn)爭爆發(fā)。這走馬燈似上場的汽車里，折射出世界的風云變幻。隨即，許先生在吳里開辦長途汽車公司，承宗跟隨她從貨運轉到客運，自此開上了一輛美式道奇改裝的客車。他還時不時給許先生開轎車，運送情報。繼從前給游擊隊弄物資以后，因為特殊的職業(yè)身份以及可靠的人品，承宗又在無意間成了地下情報員，參與到激烈的歷史博弈中去。

美國人離開中國，帶走了美式汽車，蘇聯(lián)產(chǎn)的汽車補上了空位。解放以后，承宗重操舊業(yè)，開的是蘇聯(lián)產(chǎn)的半新不舊的客車。隨著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承宗主動報名上了戰(zhàn)場，承擔運輸任務。他分到的是道奇卡車，想來該是戰(zhàn)場的繳獲品。戰(zhàn)爭的艱苦卓絕體現(xiàn)在物資極度短缺上，汽車作為運輸工具，更是少之又少，只能靠拆美軍的裝備來維持運轉，承宗他們憧憬著“把美國人趕過了三八線，以后等我們國家能造自己的車，就不會這么苦了”。

離死亡最近，也讓他最為驚心動魄的是在朝鮮戰(zhàn)場上。戰(zhàn)機在他頭上數(shù)次盤旋，每一秒鐘都踩在死神的刀尖上。他緊張，恐懼，甚至到最后認了命，卻奇跡般活了下來。自此，經(jīng)歷了生與死的考驗，他仿佛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戰(zhàn)場返回后，他實現(xiàn)了他的心愿，成了吳里鎮(zhèn)遠近聞名的司機師傅，但是，他不允許家里出現(xiàn)另外一個司機，即使司機這一職業(yè)再吃香都不行。因為，在他不算太長的一生中，他駕駛他的車蹚過無數(shù)次死亡的陷阱，他只愿意孩子們好好活著。

之所以不厭其煩一一羅列路承宗在不同時期所開的車以及所遭遇的命運，是因為每一部汽車都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歷史訊息。為什么是這個國家制造的車？為什么是這個品牌？這些訊息某種程度上都反映著這一時期世界上不同歷史力量的此消彼長，都在隱而不彰地決定每一個人的生活。駕駛他的車，路承宗從城市到鄉(xiāng)村，既親身經(jīng)歷了城市跑空襲的混亂，又目睹了鄉(xiāng)村以卵擊石的悲壯。駕駛他的車，路承宗既被迫將國民黨部隊運送至舟山撤離大陸，又志愿參與了解放上海的物資運送。將這些汽車按時間順序連接起來，就是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這意味著汽車作為現(xiàn)代文明的產(chǎn)物，在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進程中已然超越了單純交通工具的范疇，成為折射國家命運、社會矛盾與文化轉型的特殊場域。

路內(nèi)的創(chuàng)造在于，他不僅將汽車視為一種現(xiàn)代性的物象，而且進一步探討汽車對于人的塑造作用，即汽車所催生的像路承宗這樣以駕駛為職業(yè)的“新人”。對路承宗而言，一方面，汽車是他的生計來源，提供了生存所需的衣食，養(yǎng)活了一大家子人?；厮莩凶诘纳钍罚覀儠l(fā)現(xiàn)，無論在哪個時期，作為有一技之長的人，路承宗都有用武之地，甚至是不同歷史力量爭奪的對象。路承宗與汽車建立了深刻的相互依存關系。另一方面，汽車將人載至現(xiàn)代境地，而現(xiàn)代則意味著不確定性，意味著傳統(tǒng)秩序的消失以及不期而至的死亡的威脅。作為這一時期少有的掌握汽車技術的人，即使只是“犁牛之子”，他也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戰(zhàn)爭的旋渦之中。我們注意到，承宗每一次開車出門，幾乎都有可能無法返家。他一次次逼近死亡的深淵，又一次次逃脫，這只能歸結為他的運氣好，或者說是主角光環(huán)使然。對生的強烈追求，與無可避免的死亡威脅，深刻地形塑了路承宗這一介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生命個體，形構了他的生命感覺與現(xiàn)代性體驗。我們不禁要追問，路承宗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三、 “承宗，你是個好人”

在《山水》中，不同政治立場的人都將路承宗稱為“好人”。一次是他給福山大班當私人司機期間，“路面上有一條死蛇橫著。他倒了一下車，從那條蛇的尸體邊謹慎地繞了過去。福山坐在副駕，問他為什么不開過去，承宗說，輪胎見血不吉利，就算是死去的動物，或是一攤血，也不可以輕易軋過去。福山回頭，向太太翻譯，太太說了幾句話，福山翻譯回來：承宗，你是個好人。”還有一次，許先生說：“我信得過你是好人，你也要信得過我是正路上的人?！背凶谡f：“我信得過，不管你是哪邊的人，你都是好人。”于是，我們看到，“好人”的問題再次浮出水面。

事實上，做一個“好人”意味著什么以及如何做一個“好人”，是當下小說家集中探索的問題，小說家們分別交出了不同的答案?！度耸篱g》中的周秉昆是“好人”，他的“好”來自民間樸素的教化，秉持著仁義、善良、講義氣等傳統(tǒng)人格修養(yǎng)。梁曉聲以民間的道德為精神內(nèi)核，構筑了一個洋溢著美和善的民間世界，相信民間的善具有強大的修復功能。石一楓的《借命而生》中的杜湘東也被稱為“好人”，他的“好”建基于西方人道主義，“好人”視人與人的平等為第一要義，同時，作為“好人”的杜湘東也意識到了善的有限性，在善與他人的生存發(fā)生沖突的時候，承認個人他人保存的優(yōu)先級，并不惜為此犧牲自我。在任曉雯看來，《好人宋沒用》中的“好人”是人之為人的最低標準，宋沒用并非道德楷模，大事上看不那么清楚，有懦弱、自私、狡黠、隨波逐流的地方，但是她心地柔軟，常有憐憫，在黑暗的地方散發(fā)著人性的光芒。這就是“好人”。那么，路承宗又是什么意義上的“好人”呢？

在《山水》中，路內(nèi)用偶數(shù)章節(jié)講述路承宗和周愛玲顛沛流離而數(shù)次與死神擦肩而過的人生，用奇數(shù)章節(jié)講述路家一大家子擠擠攘攘熱熱鬧鬧的俗世生活，充滿了嬉笑的輕喜劇色彩——受不了鄉(xiāng)村乏味生活的路國權尋死不得其法，開著長途汽車出門追求漂亮姑娘的路國慶，因為投機倒把被打得鼻青臉腫的路國強，如此種種，顯示出喜劇人間強勁的活力。他們很好地平衡了路承宗身上的那種嚴肅乃至于有些悲劇的氣質，也沖淡了小說因其所描寫的時代而具有的沉重感。

路家的五個孩子，是對路承宗作為“好人”的一個證明。在路內(nèi)看來，“好人”意味著“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說起來，路承宗和周愛玲都是親緣淡薄的人。路承宗很小就失去了雙親，周愛玲自母親去世、繼母進門后就與父親生出了隔膜，連跑空襲都沒在一起。兩個孤苦無依的人，在連綿的炮火中相依為命，一再向戰(zhàn)亂和艱難生活中無法被養(yǎng)活的孩子伸出了手。路家的五個孩子來歷各異：老大路志民是在逃難途中，一個穿藍色襖袍的女人硬塞給愛玲的；老二路國強，父親被抓壯丁去了臺灣，母親遭遇車禍去世，許先生托付給了愛玲；老三路國權，被他的親父石匠在一個大雨之夜放在承宗的公共汽車上；老四路國慶，是愛玲同父異母的弟弟之子，弟弟受冤屈去世后，愛玲收養(yǎng)了他；老五路文賢，父母親去世，是路國權堅持將她帶回了家。想想看，在朝不保夕的年代，這是多么沉重的負擔。對于這五個孩子，承宗并沒有想著讓他們承襲宗族的血脈和威望——他老早就將宗族這回事拋諸腦后，收養(yǎng)他們完全是因為不忍見紛亂年代孩子孤苦無依。終其一生，他兢兢業(yè)業(yè)地履行著父親的職責，一旦聽聞哪個孩子陷入險境，立刻奮不顧身去救他們，傾盡所有達成他們的心愿。從這個意義上說，路承宗作為一個“好人”，正是因為他是從中國傳統(tǒng)的土壤里活出來的，他認關二爺為義父，師父去世了，他覺得自己有責任和義務給師父辦后事——哪怕炮火連天，他也不能逃避；即使尸骨無存，他也要為其壘一個衣冠冢。他的妻子不能被別人欺辱，被欺辱了他是要跟人拼命的。他就是這么一個我們都十分熟悉的中國傳統(tǒng)意義上的好人。

一個好人，駕駛著他的車，就意味著一只腳跨進了現(xiàn)代社會，他必然要面臨和處理更多更復雜的關于善的辯難，比如，如何處理與逢阿大的關系。在道義上，承宗清楚逢阿大是漢奸，是民族、國家的損害者，鋤奸義不容辭。但是在生存邏輯上，逢阿大是承宗的雇主，是他忠誠的對象。大道德與小倫理就構成了對抗。當然，承宗選擇了站在民族國家大義這一邊，但不管怎么樣，對于雇主的背叛仍然是承宗心里長久不能拔除的刺。再比如，處理與福山的關系對承宗而言更是一個挑戰(zhàn)。承宗與福山之間是有著民族國家之間正義與非正義的分屬的，同時，作為雇傭與被雇傭的關系，他們又有具體而微的交往。這基于一個根本性的前提，即福山不是端起刺刀慘無人性殺戮的士兵，他也是被他的國家派到中國來工作的，他身上有著一個普通人的情感與倫理，所以，他愿意在承宗遇到生命危險的時候挺身而出救下他，也會對他“倒賣物資”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種種復雜而糾結的關系是一個現(xiàn)代人所能遇到的倫理難題。承宗是怎么看待福山的呢？在承宗看來，“他既不是雇主，也不是朋友，現(xiàn)在亦不是敵人”。說到底，人不是生活在概念中，而是生活在具體的生活中，需要在具體的生活中不斷自我檢視、實踐道德倫理。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現(xiàn)代人，既不耽于理念，也不違背良知，這不僅是一個歷史的問題，更是一個現(xiàn)實的問題。

人在歷史中成長，“駕駛我的車”，承宗跑過了中國近現(xiàn)代歷史的萬水千山，他終于成為吳里人所說“看山水”的人。從路小路到路承宗，這也是路內(nèi)走過的萬水千山。